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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程与周口程氏
二程，即北宗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兄弟，是孔孟之后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旷世大儒。他们集儒学、易学、道学、佛学的精华创立了以天理论为基础，以正人心、修道德、明义理为核心的理学，开创了“二程理学”，为中原文化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在中国思想文化哲学史上树立起新的高峰。周口程氏，据1986年印制的周口《程氏族谱》记载，系程颐后裔。北宋末年，洛阳被金兵攻陷，程颢、程颐家族随宋高宗南迁，在池州安家落户。到了元代，程颐的九世孙程德用（字怀庆）官至吏部尚书，复业河南，其长子程光祖，元泰定帝时进士，任江西贵溪县知县，文宗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到太康县任教谕（注：学官名，宋京师小学和武学中设。元、明、清县学均置，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相当于教委主任有时是县学校长），并迁居于太康。程光祖有五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明远，次子明义、三子振、四子乾、五子坤。程明远也为太康县教谕，振为贡生，乾为附贡。由于明清时期二程理学的尊崇地位，程氏在全国性迅速繁衍，人口大增，迁居到太康的程氏很快迁居到周口各地。据周口市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2006年发布的《关于周口市姓氏人口普查核查结果的报告》显示，程氏在太康县22个超过万人姓氏中排名第10位，在沈丘23个超过万人姓氏中排名第23位。（未完待续）
二、二程对周口教育文化的影响
二程在他们长达几十年的教育活动中，结合自己教育实践经验，将教育思想和理学体系中的认识论与伦理道德观相融合，形成的教育思想理念体系深入人心。程颢、程颐教育方法上注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穷追善问、学必立志等方法。而在教学风格二人是截然不同。程颢是“如坐春风”慈眉善目，讲究循循善诱，待人和蔼，温文尔雅；程颐是“烈日秋霜”，讲究师道尊严，严肃、庄重，不苟言笑。二程的个性特点和教学风格，在我们现在的老师身上仍然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二程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乡必有校”的口号。程颢在扶沟任职期间建起了多处乡校、社学，在县城建起一座书院。程颢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中批评宋兴百年不重视教育的错误，指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宋兴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闾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才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耳。”，这与当今社会道德教育偏弱、社会“道德滑坡”，呼吁全社会重视德育教育,努力营造有利于和谐的社会建设、经济文化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扶沟“大程书院”就是程颢于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至元丰三年（1080）被贬任扶沟知县时所创办，因程颢与程颐兄弟合称二程，又因程颢居长，后人便把书院称为“大程书院”。大程书院不仅是重要的理学传播、研究基地，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教育思想，对扶沟乃至整个周口地区教育学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程门立雪”的杨时、游酢以及谢良佐、吕大临都在大程书院跟随程颢学习和任教职，他们被后人称为程门四大弟子。明代户部兵部刑部尚书刘自强、吏部尚书刘泽深，一代才子江西提学副史李梦阳，广东道监察御史杜化中以及柳堂、罗赞、罗玹、曹嘉、户传元，郝维乔、何出光、何出图等人都是在二程精神的激励感召下，从大程书院走出去的治国才子。据郝万章先生编著的《程颢与大程书院》书中根据各县史志统计，宋元明清以来进士、举人人数与邻近各县比较，西华举人101人、进士19人，鄢陵举人110人、进士32人，尉氏举人84人、进士20人，通许举人73人、进士16人，太康举人208人、进士47人，扶沟举人123人、进士38人，扶沟远比临近各县要多，但太康除外。
郝万章先生书中没有给出太康科举人数多于扶沟的原因，但近日读周口《程氏族谱》和《太康县志》似乎找到了原因，周口程氏近世祖程光祖，家学渊博、学识深厚，继承了二程理学思想和教育理念，非常重视教育办学、传道授业。同时由于二程理学在当时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尊地位，被统治者树为正统思想，河南和安徽的程姓享有许多殊荣，而周口程氏作为长门正宗世袭殊荣尤甚，据族谱记载因太康程氏在“育人才、一道德、正人心、美风俗”方面的贡献，多次被免除程氏族人的徭役赋税。清咸丰三年进士闽中黄见三奉令撰写太康古圣贤遗迹时写道“程氏自迁太以来，入仕者不必有赫赫之名位，家居者不必拥富厚之资财，惟以礼义诗书家自相勖，而青箱之业世守勿失。”而青箱之业指的就是传道授解惑，以读书、教书、为业。据此看来，太康进士举人多应该与程氏重视教育办学不无关系。三、程颢在扶沟坚守“教化为先”“为政以德”“不阿权贵”的故事。
程颢任扶沟县令时，恰逢扶沟县地处黄河故道，地簿民穷，向来盗贼很多。沿广济河，蔡河一些农民就以打鱼为生，而一些不法之徒也就以抢劫这些渔民为业，为了迫使这些渔民屈服，每年都要烧掉十只条船以立威。程颢到任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亲自带领县衙役捕获一个不法之徒。使引其类，得数十人，集中进行开导，对他们“分地而处之，使以挽舟为业，且察为恶者。”，从此为害多年的烧船之害被程颢解决了，而那些不法之徒也改恶从善了。还有一个例子，县衙役捕得一个小盗，送至程颢而前。程颢对这个小盗说：“汝能改之，吾簿汝罪”。这个人一听，便叩头表示愿悔过自新。几个月后，这个人忍不住又偷了人家的东西。在县上的捕吏将要来到他家的时候，这个人对他妻子说：“我上次在程先生面前表过态，决不再为盗，今又食言，还有什么面目再见到程先生啊!”说罢，便上吊自杀了。虽说有点可惜，但也从侧面说明程颢“以教化为先”的办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程颢为官廉正，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敢于不畏权贵，抵制官场上的不正之风。他在扶沟任上时，有一个名叫王中正的太监(内侍都知)被派到地方上来查户籍(“巡阅保甲”)。这个人由于是内廷近臣，颇得皇帝信任，“权宠至盛”，所以到地方上来就有点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样子，所到之处动辄“凌慢县官”。而许多地方官对他也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诸邑供帐，竞务华鲜，以悦奉之”。扶沟县衙的一些吏员们问程颢，我们这里是否也要如其他地方一样来接待王中正。程颢不同意。说：“吾邑贫，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我们这里有顶旧的青色帐篷，用它来接待就行了。正因为程颢的刚直性格，特别是他在朝中直言敢谏，王中正早有耳闻，所以王中正到各县时，几次从扶沟县境经过，却从来没有进城打扰过。程颢这种蔑视与反抗精神与他“救民获罪所不辞也”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儒家所坚持的“为政以德”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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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6 12:2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