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理”到“默认规则”：二程思想与现代社会的隐形契约

程攻

在法律条文日益严密、技术监管无孔不入的现代社会，我们习惯于将秩序归功于显性的社会契约。然而，审视现代人的行为逻辑，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指引我们日常决策的，往往并非那本厚重的法律汇编，而是一些“说不清、却必须遵守”的潜规则。这种现象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二程）的思想。尽管时代跨越千年，但二程所阐发的“天理”，正以“隐形社会契约”的形式，在现代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悄然运行。

二程思想的核心命题是“理”。在他们的语境中，“理”绝非人为制定的行政指令，而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这种视角将社会秩序看作一种客观的、内在的结构，而非外加的枷锁。现代社会同样运行在类似的“底层算法”之上：你不会在劳动合同里看到关于“言谈分寸”的条款，却深知某些话语会带来职业生涯的终结；法律从未规定你必须回馈他人的善意，但你清楚背信弃义将导致社会信用的彻底破产。这种秩序不是“定出来的”，而是为了系统稳定共存而“本来如此”的博弈平衡。

这种“理”的现代变体，实际上是一种去中心化的、默认的社会契约。传统的政治哲学——如霍布斯或洛克的理论——往往假设契约是理性主体在某个时刻共同签署的显性文件。但在现实运作中，社会的核心纽带往往是未曾签署、甚至未被意识到的。这种契约具有一种“结构性惩罚”机制：违反“理”的人不一定会遭遇牢狱之灾，但会被系统自然而然地边缘化、降级乃至淘汰。这正是二程所强调的“理”的威力——它不依赖于暴力的强制，而依赖于个体对系统稳定性与长期利益的洞察。

二程对中国思想史最深刻的贡献之一，是将秩序的维系从外在的“法惩”转向了内在的“规训”。他们极其强调“慎独”与“主敬”，主张个体在无人监督之处依然保持对“理”的敬畏。这种内在约束力在现代文明中被赋予了新的名词：职业操守、品牌信誉、合规精神。现代社会之所以显得比古代更依赖“理”，是因为复杂协作的成本已极大地超出了外部监管的极限。当国家无法监管每一个数据包、平台无法审核每一个念头时，社会系统的运转只能回归到个体对规则的内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并非反儒家，而是在深层结构上变得更加“理学化”了：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了维护自己的“信用轨迹”而进行自我修养，这与二程要求的“存天理”在逻辑上异曲同工。

然而，将“天理”引入现代视野也必须警惕其潜在的阴影。二程思想在历史上的僵化提醒我们，一旦“理”的解释权被垄断，它就会化作一种压抑人性的道德霸权。在现代语境下，这种风险表现为社交媒体上的道德绑架或企业内部的价值观霸凌。幸运的是，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与法律底线为“天理”提供了制衡。我们不再生活在单一的、绝对的“天理”之下，而是穿梭于多个局部系统的“默认规则”之间。这种流动性保护了个体，使其不至于在某一种隐形契约的压迫下窒息。

重新理解二程，能让我们看清现代文明的底色。他们并非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者，而是洞察社会内在结构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早在一千年前就思考过那个困扰现代人的问题：当没有警察站在身后、没有监控对准双眼时，人类靠什么维系文明？

答案并不在那些印在纸上的条文里，而在那份“人心自知”的理之中。儒家思想并未随着古老帝国的瓦解而离场，它只是转化为了信用、共识与长期博弈的逻辑，继续扮演着现代社会那份“未签署的合同”。在这个意义上，二程的思想并未过时，它依然是我们理解复杂社会如何达成秩序的一把关键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