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出土唐程亮 程宗墓志

程远辉

M455程亮墓志择要释写如下：



程氏之先，帝喾之苗胄，契之胤绪，程伯符之后。帝喾之妃简狄至于玄丘之上，有一玄燕飞鸣，堕卵其前，文章五色，简取而吞之，十月而生契，尧封为司徒公，食邑于殷墟。周成王十三年，封武侯之子伯符为程邑侯，子孙因此得姓，程氏兴焉。上望广平郡人，曾讳抌，洺州刺史；祖讳富芝，昭义军御史中丞；皇考讳谊，范阳太子宾客，又职授魏博亲事副将。积代勋崇，荣班递袭，魏博昭义，世有余风，子孙弈叶，令美盛焉。公讳亮，即谊之第六息也，温温雅善，肃肃谦仁，宗党推贤，朋流奉仰，疏金惇信，时流胡可比焉？孝悌传家，以彰怀橘之美。岂谓修龄不永，遘疾缠绵，尚药无征，良医匪验。属纩之际，奄谢泉扃，时会昌四年正月廿四日终于相州坊市之私第，春秋卌有八……故勒贞石，用旌不泯，其词曰：



粤有程公，勋崇枝胤，祖代英名，金声玉振，玄孙嫡子，仍继芳猷，宽仁惇信，行满军州，孝义传家，嗈嗈穆穆，德让朋僚……稚女孤男，终身泣血。

M399程宗、张氏合祔墓志择要释写如下：



府君讳宗，字文宗，上望广平人，自程伯符之后，因官随任，遂为相州安阳县人也。曾讳巨，昭义军幕府。祖讳谊，范阳太子宾客，又职授魏博亲事副将。积代勋崇，至副将而终矣。皇考讳亮，府君即公之第七子也，温温雅善，肃肃谦人，郡邑推贤，朋流奉仰，疏金厚义，时人莫以比焉。孝友传家，以彰怀橘之美，早处戎行，望日益勒，诚公私以正。岂谓修龄不永，以大中九年十一月廿六日终于市南畿内私第，享年廿有二。新妇承华令绪，习训闺仪，桃李珪璋，方其德行，终以行人归于令族，先坠鸿巢，奄从风烛去，大中五年三月二日寿终于履信坊父母第宅，时年廿有一，并无胤息……合祔，礼也。恐时迁世变，表示子孙，镌封泉户，词曰：

嗟嗟良贤，何负于天，人皆有死，哀之少年，和睦能人，节行为友，郡邑谈议，积善之良，福祚理乖，兮有彼苍，流年弱冠，今也魂扬……附于先茔，千古万春。

根据志文叙述，可以复原程氏五代世系：程抌（洺州刺史）→程巨/富芝（昭义军御史中丞）→程谊（范阳太子宾客、魏博亲事副将）→程亮（797—844，M455墓主；妻邵氏）→程宗（834—855，妻张氏，M399墓主）。

程氏是广平望族，隋唐宋元墓志中，多见程氏族人迁徙、埋葬他乡后，仍追溯籍贯至广平之例。唐代“广平郡”用作正式政区名称的时间实际并不长，却在墓志中成为程氏家族身份认同的标志。

程远辉

因官迁徙与家族衰落

结合唐后期的动荡时局，可以揣度程氏从广平徙至相州、从昭义军幕僚到魏博将佐的过程。

程抌任职洺州（即广平）年代应在安史之乱末期。据《唐会要》，武德元年（618）六月，改郡为州，置刺史、别驾、治中各一人；天宝元年（742）正月，改州为郡，并改刺史为太守；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又改郡为州，并改太守为刺史。在政区更名过程中，主政长官的官名也作相应调整，郡称太守，州称刺史。据《旧唐书·地理志》，758年改广平郡为洺州，程抌任洺州刺史，只能在此之后。从程抌之子程富芝担任昭义军御史中丞来看，程抌应在安史叛军降将、昭义军节度使薛嵩治下任职。据《旧唐书·仆固怀恩传》，宝应元年（762），相州伪节度薛嵩降唐，次年，薛嵩又被任为相州刺史和相、卫、洺、邢等六州节度使。程抌任洺州刺史大概就在薛嵩降唐前后。

出自广平望族的程抌或是安史之乱中叛军的胁从者，在叛乱平息之后，被薛嵩委以洺州刺史之职，薛嵩以其心腹掌控洺州，也借程抌利用当地程姓氏族力量。永泰元年（765）七月，唐代宗下诏要求州县官执行本籍回避制度，若这一诏令在河朔地区落实，那么当年可能是程抌任洺州刺史的时间下限。又史载唐代宗大历十年（775）以薛嵩族子薛坚为洺州刺史，即便河朔藩镇未严格执行本籍回避制度，程抌亦必在薛坚为洺州刺史之前已经离任，甚或早已谢世。

大历元年（766），相卫节度使赐号昭义军节度使，治相州，薛嵩任昭义军节度使、相州刺史直至大历七年去世。大历十年正月，昭义军节度留后薛㟧被驱逐，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趁乱夺取相、卫、洺、贝四州，此后相州一直为魏博节度使所领。然则程亮之祖程富芝任昭义军御史中丞，并“因官随任”迁至相州，大致就在766—775年之间。程富芝应是薛嵩幕府僚佐，并且综合程氏历代行事来看，富芝所任大概为武官，他不太可能真正行使御史职务，所谓“昭义军御史中丞”并非实职，而是幕府军将武职挂御史衔之例。程宗墓志则只是模糊称程巨（即富芝）任职昭义军幕府。程抌、程富芝父子应与安史降将薛嵩关系紧密，接近昭义军的权力核心。

797年出生的程亮是程谊的第六子，以此倒推，程谊应出生在安史之乱结束后不久，大概就在程富芝任昭义军御史中丞期间，自此程氏遂家于相州。不过，775年相州为田承嗣攘夺，成为魏博辖州，程氏家族大概自此被剥离了藩镇权力中枢。程谊任范阳太子宾客、魏博亲事副将，“范阳太子宾客”亦是虚衔，在唐后期，包括太子宾客在内的一些职事官，成了藩镇文武僚佐兼带的“朝衔”，并非实职，亦无实权，只是身在魏博的程谊何以带“范阳太子宾客”衔，已不得而知。“魏博亲事副将”是藩镇牙军中的军职，属于节度使的私兵。《旧唐书》谓“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程谊大概是田承嗣召募军中子弟置于部下的实例之一。张国刚曾提出，“副将”是职级最低的军将，可见程谊的政治地位已难以望其父祖之项背。

“积代勋崇，至副将而终矣”，两合墓志虽充斥着溢美之词，但仍如实展示了程氏家族在时局动荡变乱中不可逆转的衰落。两合墓志志主都是没有获得官职的白身，生平相对普通，家庭经济、文化等方面信息都较有限。从墓志本身来看，两合墓志内容相当简略，志文没有出现撰者和书者，文字比较粗糙且趋于“格套化”，书写水平也较为一般，应非出自知名文人之手，这与志主的身份是相应的。

程亮、程宗父子墓志是窥见中晚唐河朔地区社会实态的珍贵窗口。程氏一族从昭义军核心幕僚转为魏博中下层军将，其五代间的身份流动与政治依附，生动体现了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地方化”“武职化”的普遍趋势。墓志中对远祖帝喾、契与程伯符的追溯，以及反复强调的“孝悌”“谦仁”等儒家品德，既是家族在文化上维系华夏认同的努力，也反映出在胡风浸染、武人当道的环境中，士族后裔试图以文化建构身份、弥补现实地位跌落的策略。

程氏家族的命运，不仅是一个地方家族的兴衰个案，更是中古社会转型的缩影。其墓志内容与形式的“格套化”，暗示着这一阶层在文化资源上的局限；而“早处戎行，望日益勒”的志文表达，则透露出他们对军功路径的依赖与对文教传统的疏离，是“胡化”社会风气在仕进途径上的体现。这一现象呼应了陈寅恪所谓“河北胡化”论题下士族行为逻辑的嬗变，也为理解唐代后半期河朔藩镇的结构特质提供了微观佐证。墓志材料的出土与比较研究的深入，类似程氏家族的个案不断丰富着我们对中古社会文武分途、身份构建与地域认同复杂图景的认识。

作者：曾芬甜　赵珂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6年1月16日 第A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