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裕新茶号之程有相

风青阳

方树伯（1897～1965），安徽枞阳县人。26岁投军于冯玉祥部下，先后任团、旅、师部书记官。民国17年任陕西山阳县县长，继任师部少将军法主任。连续当选为县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政治协商会议二、三、四、五届委员。享受县政府生活补贴。其孙子方洪波为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风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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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茶商与“程裕新茶号”

风青阳

1763年深秋，徽州绩溪上庄人程有相挑着货箱踏进上海城。他在大东门外咸瓜街寻了间临街铺面，取“裕和”二字，挂出“程裕和”的招牌，希望生活宽裕、处世祥和。
铺子不大，案板上那杆紫铜秤却擦得锃亮。他坚持“一秤准、一口价”，每称完茶包，他总要抓一小撮新茶添在秤盘角落，仿佛这样称量才算周全。柜台上永远搁着炭火盆，茶叶罐子离火三指远，程有相总对客人说：“徽州茶要火候足了才出味。”冬日里炭盆换作暖炉，他仍守着那套老规矩，添炭必用铁钳拨三次，火苗蹿起半尺高才罢。这样的诚信像一粒种子，在咸瓜街扎根发芽。
时光流转，茶香依旧。
1838年秋雨初歇，程有相的孙子程汝均接掌家业，将茶号改为“程裕新”，既纪念祖辈，又寄望常新。他在柜台边摆上《茶经》，一边称茶一边与顾客讲解茶道，让市井交易平添文气。
变的是招牌，不变的是诚信；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茶香。程家茶庄的口碑始于对品质的坚守。程汝均定下规矩：每批茶叶须经三道审评，柜上永远备着不同火候的烘笼。这种执著让茶庄在咸瓜街站稳脚跟后，陆续在西藏路、霞飞路、浙江路等地开设分店。
1929年第三分店开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趣事。
学者胡适的父亲曾在程裕新任账房，胡适本人也出生于茶庄楼上。茶庄邀请他为“医生茶”做广告，他婉拒商业代言，只在特刊中抄录唐人卢仝的《七碗茶诗》，并题写“程裕新茶号万岁”。他的清高自守与茶庄的宽裕祥和相映成趣：诗句述说七碗茶的七重境界，茶香遇见书香，让商铺添了书卷气。
茶庄的野心不止于黄浦江畔。民国时期，他们率先使用彩绘铁罐保存茶叶，罐身上有船只和山水，因此被称为“花罐茶”。伙计们走遍江浙、福建、云南等地采购名茶，柜台里陈列着六大类别近两百种茶。这些"花罐茶"通过水路运往东南亚，成为华侨寄托乡愁的信物。有南洋茶客珍藏半世纪的老罐，启封时仍能嗅到当年龙井的清香。
从程有相的竹篾茶箱，到程汝均的锡制茶罐，再到霞飞路老师傅手中不熄的炭炉，三代人始终以不同器物，坚守着同一份对茶的执着。那些穿越战火与沧海的茶盒，最终封存的是整座城市难以磨灭的往昔气息。
历史潮起潮落。公私合营后，许多私人茶号被整合，分店陆续关闭；人们习惯在咖啡店聚会，自己炒茶的习惯渐少。
如今，程裕新仅存一间门市，在黄浦区浙江中路56号。没有连锁扩张的野心，没有网红包装的焦虑，也没有花哨营销，只是在街角守着老招牌，售卖十元一杯的毛峰和几十元一斤的屯绿。
这种的存续，是坚守还是迟暮？答案或许留给每一个走进店里买茶的人。站在今天的上海街头，我们身边是咖啡馆和新潮茶饮店，而程裕新的茶香仍在某个老街角静静飘荡。
它提醒我们：老字号的意义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它连接了多少人的记忆；不在于声量多响，而在于它守护了多少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