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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明高度发达、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平安、丰衣足食。然而，明眼人总感觉欣欣向荣的背后少了一点什么。经过高层和专家学者的苦苦探求，终于发现我们缺少的东西，正是前几十年丢掉的东西，那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数千年来我们一直遵循孔孟之道，以此作为上自皇帝治国理政、下至万民安身立命之本，可是突然将其作为“糟粕”予以丢弃以后，人心并不是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变得更好，而是很糟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们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社会道德却越来越败坏。一些官员贪赃枉法，一些成功人士尔虞我诈，一些富人为富不仁，一些黑恶势力欺行霸市，一些底层人男盗女娼……所以，国家在高压反腐、出重拳“扫黑除恶”的同时，一再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彰显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既不是为了给专家学者提供“课题研究”平台，也不是单纯为了增强“文化自信”，而是应该在实践中推广和践行。 那么，程朱理学作为规范全社会人们的思想言行近千年的主流思想，其现实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一、“二程”理学是对“孔孟之道”的继承和发展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有人认为源于传说中的尧舜，有人认为源于西周初年的周公，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源于春秋晚期的孔子。这里并不打算在儒学的源头问题上展开讨论，按绝大多数人的说法，以孔子为儒学的创立者。孔子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形势下，率先提出“仁”“德”“中庸”等思想，尤其是“仁者，爱人”和“以德治民”的思想，后来一直为所有人推崇，既是历代帝王的治国理念，也是有识之士的追求目标。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将其发展为仁、义、礼、智四个方面，作为衡量人的道德修养的标准。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人之有四体也。”孟子要求人们要有恻隐之心（同情心）、羞恶之心（羞耻感）、辞让之心（懂得谦让）、是非之心（明白是非）。而对于统治者，孟子也提出“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事实证明，秦汉时期的统治者按照这个要求做到了的，都做到了国泰民安，实现了社会和谐；而背离这一原则的，要么被推翻沦为千年笑柄，要么遭人万世唾骂。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将儒学进一步发展为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重提“天子”概念并强调“天人感应”。其中，仁、义、礼、智即孟子所主张的“四端”，所增加的就是“信”。所谓“信”就是诚信，指出诚信也是做人的根本，这个意义就不言自明了。至于“天子”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则是在将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同时，用“天”来管束他，让皇帝对“天”的敬畏之心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天”管束皇帝的标准，就是皇帝的行为是否符合“造福万民”的“天意”。董仲舒借助“天”来约束皇帝，让皇帝不敢肆意妄为，而不得不勤政为民。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终于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儒学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无法解决人们生存等现实问题，不少人转而信仰佛、道。不得不说，佛、道亦有劝人向善的社会功能，只是这些宗教给人们的希望，在现世无法实现，只能寄希望于“转生来世”以后享受荣华富贵，这自然也不能解决人们的现实问题。唐朝的皇帝要么崇佛要么崇道，同时实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儒学的根基动摇。韩愈等大文豪倡导了“儒学复兴运动”，经过文人学者的不懈努力，实现了“三教合归儒”的理想。“三教合归儒”亦称“三教合一”，佛、道的部分教义被融入儒学思想体系之中。
到了北宋，理学兴起。先有周敦颐将佛、道思想糅合成儒学的组成部分，为理学的开创奠定了基础；同时还有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为学理想，极大地增强了读书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还强化了“民本”思想；继而还有邵雍在理学方面的思想建树。他们和“二程”一起被称为“北宋五子”，成为理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尤其是“二程”的趋时更新，其著述系统地表达了理学思想，从而将儒学推进到理学阶段。 我们还可以因此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儒学不仅具有维系社会的强大功能，而且具有包容性、与时俱进的特质。
二、“二程”系统地阐发理学思想原则 人们习惯上称理学为“程朱理学”，加之明清时期曾经将朱熹排列在孔孟之后位列第三，所以很多人认为朱熹在理学方面的成就高于“二程”。这是一个误判。朱熹阐述理学的主要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实际上都是“二程”早已阐发过，朱熹只是将其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这是学界的公论。因为“二程”阐发的理学是在不同的著作和不同的场合，难以系统整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凭朱熹的思想判断“二程”的思想主张。
“二程”的理学主张主要包括： 1.“天理”的哲学观点 “二程”将世间事物特别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价值观浓缩为“理”，即“天理”；“天理”的核心是“仁”，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仁”。如皇帝要勤政爱民、官员要廉洁奉公、老百姓要遵纪守法、读书人要忧国忧民、所有人都要奉行仁义礼智信、社会要和谐共处等等，都是“天理”。这样就将社会道德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 “二程”将物质世界表达为“气”，在哲学上“理”先于“气”。这就为标榜为“唯物主义”的人提供了一些口实，将其斥之为“唯心主义”，企图在推翻“理”的基础上，全盘推翻“二程”的理学思想。
事实上，自宋以后，皇帝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皇帝，大多推崇并践行“天理”，将“天理”变成自己的行为准则，很少出现残暴的皇帝；官员只要奉行“天理”，必然是清廉自律、忠君爱民的清官；商人只要践行“天理”，就是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的“儒商”；读书人只要秉承并传播“天理”，必然成为一方绅士或乡贤；普通人践行“天理”，必然革除了浅薄、浮躁、暴戾之气；富人如果深喑“天理”，必然仗义疏财、兴学救灾……总之，全社会以“天理”为行动指南，必然是上下一心、一团和气，“和谐社会”的理想不建而成。 在“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中，不同的人应该享受的权利也是“天理”。这与人们经常所说的“自然权利”“法定义务”如出一辙，也与近代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高度吻合。为社会价值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2.关于个人修养 “二程”提出的修养论，是关于个人学习、实践的学问，其要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学习方法的“格物致知”，二是学习实践的“存天理，灭人欲”。 所谓“格物致知”，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具科学性的学习方法。今天，我们的专家学者主张中小学生“研究性学习”，我们在高新科技方面主张的“探索、发现、创新”，都脱离不了格物致知。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到了“格物”，所得到的绝对是真知。
“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遭到很多人的误解甚至曲解，所以自从提出至今不乏批评者。批评者主要针对“灭人欲”，认为“二程”要灭掉人的所有欲望。殊不知“二程”理学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从来就不排斥人生存的欲望、追求幸福的欲望、实现理想生活的欲望和一定的物欲，他们主张灭的，就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损坏他人或公共利益的事、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失去人间大义的事，以及官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贪腐行为，让人心存敬畏，不敢胡作非为。 毫无疑问，在法制很不完备的古代社会，这一主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政治理论 “二程”以“道统论”为依据，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政治理论。 关于“道统论”。首先，它是儒学面临佛、道挑战的形势下提出的一种应战策略，凸显了儒学在新的形势下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二程”理学的道统谱系，上有远古文化英雄，中有三代帝王，但自孔子以下，就没有帝王列于这一传承谱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程理学的道统论具有与代表皇权的治统相抗衡的意图，理学家好言“正君心”正是这一意图的反映；第三，二程理学道统论的确立具有身份认同的作用，它使得儒者明确了自己的使命，从而加强了儒学的凝聚力，解决了儒者长达数百年之久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
在“道统论”的基础上，二程对统治者（皇帝）、各级各类官员都提出了与其身份地位相适应的要求，如皇帝应该如何当、官员应该如何做，“将权力关进了‘理学’的笼子”，从而让古代的“民本”思想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且赋予了“天理”的名义。 “二程”认为，读书人应该心怀天下、悲悯苍生、忧国忧民。这是对儒者古已有之的社会责任感的继承和发展。“二程”进而提出一个十分大胆的命题：读书人有干预政治的天然权利。与其说是一种权利，不如说是一种义务，一种危险的义务。古往今来，读书人秉承这一观念，孜孜以求，虽然不少仁人志士因此献身，但是从来就不乏为民请命者，虽然九死一生，但他们义无反顾、奋然前行。 “二程”的理学思想，是一个庞杂而深奥的体系，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总结和概括的。限于时间和精力，更因为学浅才疏，这里只能撷其精要，进行粗浅的介绍与解读。
三、“二程”理学的历史功能与现实意义 “二程”的理学思想虽然是一个庞大而精深的系统，但遗憾的是，他们有生之年并没有系统整理，显得杂乱无章。当然，整理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工作同样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直到“二程”的第四代传人、南宋的朱熹才完成这一工作，成为“二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二程理学”也被命名为“程朱理学”。 朱熹以后，上自皇帝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借理学的精义，用于治国安邦、教化人心、修身养性。明清时期，儒学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特别是清朝统治者以“蛮夷”的身份统治全国，如何维持统治地位和实现社会稳定，是一个大难题。习惯于策马弯弓的满洲人，最终采取了最聪明的法子：以汉人推崇的儒学作为统治思想，以孔子作为“至圣先师”。那么，程朱理学作为当时儒学的主流，自然是大行其道。有清一代虽有庸君，但无昏君更无暴君，他们能统治中国达两百六十多年之久，若不是遭遇“千年局变”，清朝的统治还能持续多久虽不得而知，却可以作一点假设。
如前所述，清朝结束以后，程朱理学就一再受到挑战与质疑，甚至遭到无端的批判，曾经一度被斥为“封建糟粕”遭到彻底否定。其结果可想而知：社会大乱、人心大坏，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遭到毁坏，社会价值体系訇然崩塌。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时代领导人有鉴于此，适时提出“文化自信”、尊重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弘扬其精华，才让一些人从老祖宗的智慧中找到了“程朱理学”这一思想利器。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二程”理学将以一个崭新的面貌重见天日；加之儒学本身的包容性和与时俱进，我们甚至期待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与“二程”理学思想的有机结合：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以程朱理学为规范、以法律法规为底线，重拾道德人心，全面实现社会的治理，让世人共享祥和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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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云 | 作者宗霖 | 审核明宇 | 责编程氏文化网 发起了一个读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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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4 14: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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