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庙村-周之程邑转程雪宗亲贴

程受诚

白庙村目录
1　咸阳第一城 2　司马氏祖籍 3　班氏故里

　　白庙村，位于咸阳城区东北15公里的渭北黄土台原上，是渭城区正阳镇辖下的一个普通村庄。明、清时期，该村官路口寿峰寺的白色墙面为过往车辆提供了一个显目的标志，寿峰寺习称白庙。村以庙名，遂定名为白庙村。
　　白庙村南面不远处是埋葬着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刘盈的安陵大冢。村周围有汉安陵邑城垣遗址。附近的汉代文化堆积层及建筑材料、生活用品等遗物，时有发现。因此，白庙村作为西汉安陵邑的故地，已属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这块地方汉代以前的历史演变及其与中国古代司马氏、班氏两大史学世家的关系等历史文化渊源，还有待挖掘和展现。本文就此谈一些个人看法，以供识者参考。

程受诚

1　咸阳第一城　
   　秦汉以前，白庙村所在的安陵故城是什么地方?成书于唐初的《括地志》里有答案：“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阳东二十一里①，周之程邑也。”然而周之程邑，并非此地建置的源头。罗长源的《路史》说：“程。商封吴回后，今咸阳故安陵城，周程邑也。”郑樵的《通志》也说：“程氏，伯爵，风姓，重黎之后也。重为火正，裔孙封于程”。(关于吴回、重黎，下文有解)。由此可见，程是商代咸阳市区境内的一个小封国，这个封国怎样演变为周之程邑，需要作进一步考察。 　
  　商代后期，居住在关中西部的周族势力逐步强大起来。该部族的首领由于坚持推行其祖先后稷、公刘等创始的种植技术，促进农业生产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在政治上以“仁政”对抗殷商王朝的“暴政”，对周围的部族，采取德威并重的措施，促其归顺，从而使统治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当时，处于周国东部的程国，因“损禄增爵，群臣貌匮，比而戾民②”而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周族的首领季历于公元前1124年(商武乙二十四年)率师伐程，占领了程地。之后，又于公元前1108年(商文丁五年)，在这里营造程邑，创建了见诸记载的咸阳境内渭水北岸的第一座城邑③。 　
   　程邑的建造，暴露了季历东进的意图，对殷商王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块地方北距泾、南控渭、东部为泾渭之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进可顺流而下，直捣黄河以东；退可赖三面临水，以为屏障。程邑建造后不久，季历便被商王文丁杀掉。季历死后，其子孙在西周建国前仍居于程邑，“维周王宅程”(《逸周书·大匡》)。季历的儿子周文王，从程地出发，消灭了渭河南部沣河流域的侯爵大国崇国，把周国的国都，由关中西部的周原迁到了关中中部的丰京。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除了在沣河东岸营造镐京之外，程邑仍然是他的居邑和攻打商王朝的根据地。《吕氏春秋·审应览，具备》记载：“不得其具，贤虽过汤武，则劳而无功矣。汤尝约于亳，武王尝穷于毕裎(程)矣。”证明武王伐纣的准备工作，是在毕程④这个地方进行的。西周建国后，这里是程伯的封地。西周末，程伯的后代同周平王一起迁到洛阳。程国故地，经过战乱，同丰、镐二京一道被夷为平地，成了“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的田野。 　
   　周王朝东迁之后，关中西部靠养殖业起家的秦族勃然兴起，他们在依照原先周族的路线，沿渭河东进的同时，获得了种植业的生产技术，使种植业和养殖业都得到了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在程国故地，建造了都城咸阳。孝公的后代，一方面不断东征，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另一方面陆续将都城由渭北向渭南扩展，意欲把都城的中心逐步由渭北转置渭南。延至秦始皇，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第二个目标却是在秦亡后，由西汉王朝实现的。 　　通过以上记述，可以将程邑的历史地位，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咸阳的建城时间，不应由公元前350年的秦国都城算起，而应由公元前1108年商代的程邑算起，迄今已有3110多年的历史。第二，程地是中国周、秦两个朝代实现大统一的出发点。如果说周代实行的是诸侯分封制度的大统一的话，那么，秦代实行的则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统一。两次统一，在中国历史上，都起到了推进社会进步的划时代作用。第三，咸阳的城市建设，汉代以前，经历了两次由渭北向渭南的扩展过程，同样也经历了两次彻底的毁灭，是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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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马氏祖籍　
   　程邑与史学世家司马氏的关系，从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可以找到线索。司马迁写道：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在《史记·楚世家》里，司马迁又写道：帝喾时代，因重黎对作乱的共工诛之不力而被帝喾所杀，“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及其后代在夏代有无封地，封于何处，不得而知，但商代封于程地，却是有籍可查的事实。他们的任务是“世序天地”，这也许是那个时代史官的首要任务。我们翻开《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一开头就是“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⑤”，目的是要通过天象观测来弄清时间，如果不首先弄清时间，将何以纪事?所以古代的史官也称作天官。 　　
      吴回的后代，在西周时期，并没有失掉其伯爵的地位和史官的职务。周初的史官程伯史佚(史佚又称尹佚)，为武王、成王、康王时名臣，与太公望、周公旦、召公被尊为“四圣”。史佚后裔世代袭封至周宣王时的程伯休甫，才因“失其守”而降为司马氏。司马氏虽无爵位，但仍承担着“世典周史”的工作。公元前770年，他们随周平王一起迁到洛阳。大约在公元前649年左右，因东周王朝政局混乱，司马氏逃到了晋国，随后又流落到卫、赵、秦等地，不从事史官工作。后世史家，对这一现象发出了“畴人子弟分散”、“史不记时，君不告朔”的憾叹! 　
  　司马氏流落到秦国的有名将司马错，秦惠王时因伐蜀功留作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跟随武安君白起参加长平之战，回来后同白起一并被秦昭王赐死咸阳杜邮亭。司马靳的第五代孙司马谈，重新操起史官的业务，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业，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学巨著《史记》。 　
  　以上记述表明：程这个地方，始终是和史官的名字连为一体的，从商封吴回的后代算起，到周的程伯史佚、休甫、司马氏，在这里居住和活动了800余年。可以说，这里不仅是司马迁老祖宗的宅居，而且是商、周时代中国的史学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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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氏故里　
  　公元前188年，西汉惠帝死葬安陵，置安陵邑，迁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到此作为安陵邑的居民。后来安陵的居民发展到万户以上。住户中有许多名门望族，班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班氏家族之涉于史学，是从东汉初年班彪开始的。《后汉书·班彪列传》记：“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缺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班彪死后，他的儿子班固，为完成其父的未竟之业，“潜精研思”，在安陵故里对班彪史记后传的体例和内容进行修改、补充和提高。此项工作开始不久，便被人密告到汉明帝那里，说他私自改作国史。明帝下诏，把班固关进长安的牢狱，抄收家藏全部书籍。班固的弟弟班超怕班固在郡守的刑考下不能自明其说，便急速驰往京都，向明帝说明情况，得到了明帝的谅解，擢班固任兰台令史、典校秘书等职，给班固的修史工作提供了官方的认可和有利的条件。此后，班固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基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整的断代史《汉书》。 　
  　班固任职的同时，班超也随母亲到了洛阳，因家贫，常常为官府抄写文书聊以糊口。明帝知道后，给了班超兰台令史的职位，使他们兄弟能够在一起从事同一的工作。但班超志不在编书，而在“立功异域，以取封候”，干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理想上。后来他率领三十六人之师，转战西域各国，打通了长期被匈奴控制的西域南北两路交通；因屡建奇功而被封为定远侯，任西域都护之职。班超在西域呆了三十一年，一直呆到七十岁高龄，才在他的妹妹班昭给和帝那篇感人肺腑的陈词下，被调回京城。班超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打通西域的业绩，而且还有激励后人勇敢精神的“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文化遗产。 　　班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史学家，是《汉书》的撰写人之一。她的兄长班固生前并没有全部完成《汉书》的编写工作，所剩下的《天文志》及《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都是由班昭完成的。班昭不仅完成了《汉书》的编写任务，而且通过她的校对、刊行，使《汉书》流传于世。《汉书》成书后，读不通的人甚多，班昭又担任教师，对他们进行教习。东汉著名学者马融，就是伏于班昭阁下就读的学子之一。 　
  　班超的儿子班勇，也是这个史学世家的一名成员。班超死后，匈奴又一次侵占西域各国，并攻占了西域都护府，造成“玉门关闭，西域路绝”的局面。汉安帝任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与北匈奴呼衍王决战车师北部，歼灭了匈奴的主力，再次开通东汉与西域各国的交往，营造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安定环境。班勇没有忘记自己是史学家的后代，搜集了西域各国地情资料，以备著史之用。《后汉书·西域传》卷末记：“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班勇的贡献，已被载入史册。 　
  　综上所述，班氏三代，可称是中国汉代名副其实的史学世家。 　
  　如果把白庙村与汉代的安陵邑、商周的程邑连接起来，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中国史学家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