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人的“数字名讳”转宗成宗亲贴

程受诚

元代人的“数字名讳”

程宗成

    读谱时常发现，旧时有很多人的名字用数字，如“三一”、“十一”、“廿六”等等，觉得很奇怪，怎么都用数字？再一看，都在元代和明初！

    后来，在一资料（记不清了，好象是《文摘报》）上看到一篇有关元代人取名的研究短文，是说蒙元政府的规定，不准汉人用习惯取名，用数字，或用“行”，即“排行”，就是说，兄弟出生有先有后，同辈最早的（最大的）排为一，老二排二，老三排三，依此类推，但这兄弟不一定是亲兄弟，往往是聚族而居的平辈兄弟，依次排列的。

    元统治九十几年，约三四代人，都用“数字名讳”，所以，乍一看，好象几代人辈份混淆了！（不过，有的谱上除了用“行”名登记外，还会注字、号或名）

到明初，仍有沿袭的情况。

    所以，我们寻根、读谱时要心中有数

2005.10.18.

附注：所在世数及名讳（新安元谭世数）

一、歙潜川派：

42：四六

43：千一

44：元一、元二

二、德兴凤凰派：

36：五十一

37：九

39：十六、廿八

40：十二、五七

42：五八

44：伯一

45：诚三

46：元二

47：奇一、奇二

48：节五、谏六、朝四

49：生一、昂二、莹四

50：常二、常五、焕四

三、德兴南溪派：

43：廿三、三十、百十

44：三一

45：九七

46：明八、六一、六二、淳八┉┉

47：永一、清一、六三、正八┉┉

48：益三、益七、生六

（太多了！仅此）

程受诚

蒙古灭南宋后，由于蒙古人与汉人人数的比例极不平均，汉人的文化与典章制度也比蒙古人优越。元廷为了保护蒙古人地位，主张蒙古至上主义，推行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人）等四个阶级的制度。元廷给蒙古人与色目人极大的权利，并让汉人与南人负担较大的赋税与劳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十分沉重。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朝有把国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这种划分却反映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规定中。为了防止汉人聚集叛变，元廷规定汉人不许结社、集会、集体拜神，禁止汉人私藏兵器，蒙古人被汉人打死需要偿命，而蒙古人因争或乘醉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汉人如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如当官也往往只能做副贰（虽然实际上存在很多例外情况），这些法律规范对于汉族人均不平等。然而仍任用不少汉人为官、例如史天泽、贺惟一等等。
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老师解释道：元朝有个规矩，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来命名。
　　清朝人俞樾在《春在堂随笔》第五卷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意思是元朝禁止老百姓取正式名字，只让他们按照排行或者父母的年龄编个号。俞樾还举出道光年间绍兴一带的取名风俗为证：“近年绍兴乡间颇有以数目字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四五。”照这个逻辑，朱元璋名叫“重八”（八八），很可能是因为他爸他妈生他时年龄相加刚好八十八岁；朱元璋的爸爸名叫“五四”，则可能是因为他爸他妈生他时年龄相加刚好五十四岁。这样看来，夫妻双方的年龄应该都在二十岁以上和五十岁以下，这是很正常的生育年龄。
　　但是朱元璋的爷爷朱初一的名字就不能这样解释了，他叫初一，不可能他爸他妈生他时年龄相加只有一岁，人类的繁殖力没这么强。那么朱初一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按照当年明月老师的解释，该名字应该源于出生日期，也就是说，大约是因为朱初一生在初一那天。不过翻看朱元璋的家谱，朱初一下面还有个同胞兄弟叫朱初二。初一那天生初一，初二那天又生初二，这日子挑得也太巧了吧？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朱初一的名字源于排行，不一定是同胞兄弟间的排行，还有可能是同族兄弟间的排行。换言之，在同族同辈的男子当中，朱初一可能是头一个出生的。
　　跟朱元璋同时代的另一位猛人张士诚也是拿数字当名字，叫张九四。“九四”这个数字可能是张士诚父母年龄的和，也可能是张士诚在同族兄弟间的排行。你知道，过去盛行大族，一族人成千上万，同辈男子排行排到九十四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据俞樾考证，朱元璋手下小弟常遇春的曾祖叫常四三，祖父叫常五五，父亲叫常六六，都是数字编号。朱元璋手下另一位小弟汤和的父祖名字更有意思，曾祖叫汤五一，祖父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非常有规律不说，而且全是节假日——曾祖是劳动节，爷爷是儿童节，爸爸是建党节。
　　■用数字取名的风俗
　　并非元朝的行政命令
　　朱元璋也好，张士诚也好，常遇春、汤和及其父辈也好，都是生在元朝，而且出身都是无官无爵的平民。既然这帮平民取名时无一不用数字，那么当年明月“元朝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来命名”的说法也许是对的。
　　不过翻查《元史》、《元典章》和《通制条格》，并不能发现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条文，甚至连类似的记载都没有。所以我怀疑当年明月的说法是否属实，也怀疑俞樾的论证是否靠谱。
　　其实有确凿事例可以证明，元朝有一些非官非士的百姓不用数字做名字，或者除数字之外另有正式名字。我经常参阅《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一书，该书收录有大批元代合同，合同里的交易双方多为平民，如祁门县李文贵、徽州谢智甫、休宁县吴兰友、晋江县蒲阿友等等，这帮人或为商人，或为农民，用的却都是正式名字而非数字编号。如果元朝政府确实严禁百姓使用正式名字，那么这帮人最多只能私下里以名字相称，而签合同时恐怕不敢不用数字编号。
　　再向上追溯，我们会发现用数字取名并非元朝人的专利，而是老早就有的风俗。我手头有一份北宋的收养文书，收养人叫史四三，这个名字跟朱初一、常五五、张九四等名字一样，也是数字编号。至于它是源自父母年龄，还是源自兄弟排行，恐怕得问问史四三本人才能知道。
　　我手头还有一本《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南宋时几位著名官员的判词汇编，其中好多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名字也都是数字编号。比如说，有一份判词提到一位复姓闾丘的人，此人娶妻阿张，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女儿分别叫闾丘四二和闾丘四四，男孩则叫闾丘继祖。后来这位复姓闾丘的人死了，他老婆阿张改嫁给一个姓胡的人，又生下两个女儿，分别叫胡四十和胡五十。再后来，阿张的儿子闾丘继祖长大后，娶妻阿曹，阿曹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闾丘九十。如果把阿张当成这个家族的始祖，那么这位始祖的后代除了闾丘继祖有正式名称之外，其他后代全用编号做名字。很夸张。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用数字取名是一种风俗，至少在宋朝就有，元朝人只是沿用了这个风俗，并非出于官方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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