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州太守程莹墓志铭

程远辉

明宣德年间，咱罗田有一位叫程莹的人，名字虽有点女人味，但办事可是真正的爷们，当年孤身一人到琼州任知府。在知府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3年，他一心为民，锐意改革，成绩卓著，一些故事至今还为海南人民所传颂。         程莹，字汝昆，号伯玉。远祖追溯到晋朝知名太守程元谭。与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程颢兄弟属同一支派。程莹的祖上有一个叫程伦的，元代进士出身，担任一支军队总指挥，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因为作战计划被泄露，导致行动失败，为了保全性命，程伦携带家眷逃到大别山腹地避乱。程伦有个儿子叫道列，觉得罗田群山环绕，风景秀丽，又远离社会动乱的中心区域，是躲避战乱的好地方，便举家定居于罗田东部汪家山下，并入了罗田籍。由此看来，罗田程莹家族这支定居罗田历史悠久。道列之下，祥卿、均用两代，都未入仕。我推测，程氏家族由军籍转业地方，失去了过去的社会关系和人脉，一切需要从头开始，缺乏读书求仕的环境，到了程莹祖父廷佐这一代，依然以农耕为业，但家族读书风气渐浓，廷佐考中了秀才，虽然没有能继续深造，但毕竟家族有了读书的种子。程莹的父亲叫程志刚，洪武年间中了举人，担任行人司正。因正直敢言，结果被贬到东北辽宁一个边陲小镇做了一个小官。程莹的母亲姓胡，一共生了四个儿子，程莹在家是长子。 从程莹家族迁延的历史可以看出，程家祖上是军籍，很阔，转业地方后，家道中落，到了父亲这辈，渐有起色，而传到程莹这代就开始兴旺发达了。       程莹自幼聪颖过人，年纪稍长，他贤能孝顺的名声传到咱罗田知县的耳朵里，经过一番考察，知县做主，将刚满19岁的程莹调到身边充任掾吏（没有品级、负责文字工作的临时工）。别看程莹年纪不大，但酷爱读书，常常手不释卷。程莹知道自己先祖有两位知名理学大家，他就专门研究两位先祖的学问，考订他们学问的渊源，参悟其理学精髓，此外他还深入地研究易学。       在罗田县衙里，程莹为人谦和，思路清晰，处理事情轻重缓急安排妥当，深得知县赏识。程莹能写一笔好字，特别是草书，奔腾俊逸，超拔脱俗，当时在罗田就很为书法爱好者推崇。永乐年间，明帝国经过几代君王的精心治理，显示出一派繁荣景象，为确保帝国首脑机关运行快捷高效，皇帝朱棣下旨要求全国各地推荐一批德才兼备、有丰富秘书经验的年轻人到京城听调。程莹被罗田作为人才推荐出去，经过严格筛选，最后入围。进入朝廷中枢机关后，尽管程莹还是一个普通的文字秘书，但他朝气蓬勃，处理种类繁多的文书档案，轻车熟路，中规中矩，其超强的管理能力得到上司的赏识，试用期满，程莹便分配到礼部，做了礼部司务。主要工作就是掌管衙门内文书的抄目收发、呈递拆件、保管监督使用印信等内部杂务。       礼部司务只是一个从九品的小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科级干部，但处在礼部权力核心。从一个偏僻山区小县不入流的掾吏，到京城六部之一的礼部秘书，对一个未走科举入仕之路的人来说，这是人生道路上一个了不起的飞跃。       程莹在礼部司务岗位上干得顺风顺水。       永乐十九年（1421年），因精通外交事务，程莹被朝廷任命为外交使臣，代表帝国出使日本。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程莹可能是咱罗田第一个以朝廷官员身份出使日本的人呢。这次到日本具体承担了什么重要的外交使命，不得而知，但程莹显然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圆满完成了任务。归国后，很快晋升为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六年后，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大致相当于今天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宣德二年（1427年），程莹再次获得晋升，成为礼部郎中。从此，少年得志的程莹，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7年，大家知道，朝廷设立六部，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家行政正常运转，让皇帝治理国家的意愿得到落实，作为庞大官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很难说有什么大的贡献。但文渊阁大学士，他的学生海南人邱濬以“政绩炳著”来形容老师这27年的付出。具体哪些政绩，学生没有说。估计说起来也是一地鸡毛。一个人能在一个部门扎扎实实工作那么多年而不厌倦，说明程莹还是相当有定力的。       程莹做梦也未曾想到，年过半百之后，他平静的生活再次出现了重大转折。宣德十年（1435年），广东琼州知府缺额，皇帝下旨，要求六部之中，遴选一位熟悉琼州事务、能力超群的人去治理那个化外之地，一是显示皇帝对琼州治理的重视，还有就是希望这位知府到位后，加快民族融合，推进地方社会经济建设，结果满朝文武一致推荐程莹。因为程莹在礼部郎中的位置上，经常处理“使臣”和归化黎民头领的朝见和进贡，对朝廷有关处理海南汉黎关系政策的长处和不足比较了解，也熟悉海南岛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朝廷委任程莹出任琼州知府，可谓选人用人得当。    吏部任命官员，一般会派特使送官员到任地宣读诏书。但程莹的名字一报上去，皇帝就将官印和任命书直接送给程莹，官员自己携带着官印和任命书去就任，这种方式在整个明朝的官吏任命上，是很少见的。       海南岛位于大海之中，宋代以来一直是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大诗人苏东坡就曾在这里渡过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到了明代，海南社会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因天高皇帝远，无论是社会风习还是经济状况，较之内地都相对落后。程莹孤身一人到海南为官，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但京城20多年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经验，赋予程莹当琼州太守的底气。      而今从明清两朝的海南地方史志中，依然能看到程莹当年在海南为官忙碌的身影。程莹是一位锐意进取的改革者，他所做的几件重要的事情，到今天都深刻地影响着海南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       海南“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苏轼语），汉族迁徙而来的人，多是商人、农民、士兵及谪官，除了这部分人外，历代都有屯军，屯户，“屯户”皆土人为之。土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广西、湖南迁徙而来的汉人，一部分则是当地的土著黎族。历史上开发海南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处理黎汉关系，一直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明朝建立，海南初定时，朱元璋废除了元代的土官制度，推行以汉人为官管理黎民的政策，“州县各另除官，不用土人。屯兵子孙，尽革为民。以峒管黎。”这则材料透露出的信息较为丰富，一方面朝廷将驻扎海南的军人后代就地转为民籍，以增加海南汉人数量，扩充海南开发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也能看出，明朝政府虽然不用土人为州县官员，但没有明确要求州县官员直接管理黎人，而是采用比较灵活的政策，“以峒管黎”，就是用已经归化的黎族首领去管理那些还没有完全归化的黎人。这个政策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依然弊端显现，比如虽然取消了元代的土官制度，削弱了黎族中士官的特权，但那些没有受元代土官官衔之累的众多豪酋，势力依然强大，如何管理这些人依然是一个问题。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广东公差大理寺丞彭与民等上奏，希望能在峒首中选择抚黎之能人授以巡检司职事，协助镇抚熟黎，招抚生黎。从彭氏的奏章中可以看出明初海南的严峻形势：“民少黎多”，生黎“时常出没，劫掠连年，出镇征剿，为害不息”，“各处熟黎，俱有峒首”，“凡遇公差役，征纳秋粮，有司俱凭峒首催办，官军征捕，亦凭峒首指引”。也就是说，当年的海南岛行政运作，虽然取消了土官制度，但要想实现政府对地方治理的任务，基本上沿袭元代的政策，尽管土官没有名分，实际上还在行使地方管理权。彭与民的奏折得到了明太祖的批准，随后，琼州府多处巡检添设副巡检司，招收土人充任，一度废除的土官制度又恢复了过来。永乐二年（1404），海南崖州人太学生潘隆本自请招抚黎人。永乐皇帝授予潘隆本以知县之职，作为朝廷委派的招抚官员。三年春（1405）三月，潘隆本带领土人数名赴京朝见皇帝，同领抚黎敕诏。诏书中提到“第因有司不能招抚，无由自达”，说明朱棣对海南当年州县行政管理体系的疲弱与艰难，是非常了解的，只能将招抚归化黎人的职责交给“土人”。朱棣还特别说明，如果黎人表示愿意归化，可以推举代表数人与“使臣”同来朝贡。使臣招抚黎人的程序是：先阙庭领诏，再归乡宣谕，待有黎峒归附，又需要引领黎峒之人进京朝贡并领赏。使臣一词很值得玩味，既有对海南黎族的尊重，似乎承认天朝与藩属国的关系，同时也说明，在明代高层眼中，海南岛还是化外之邦。一些与海南地方民众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担负招抚使命的汉人成了沟通“炎方外海”的黎峒社会与“九千八百四十里”之外的帝王与朝臣之间的桥梁，难怪永乐皇帝将他们视为“使臣”。       程莹上任伊始，根据社会发展的现状，为加快民族融合，大胆进行制度改革，以期促进民族融合和社会安定，他采用改土归流政策，即实行汉族和黎族统一管理，为便于这一政策的实施，经过充分的调研，他对原有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正统元年（1436年），程莹将陵水县县衙迁到南山所千户城。从此陵水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一直在这里。为了精简机构，提升办事效率，正统五年（1440年），奏请朝廷，将崖州、儋州和万州三州的附廓宁远县、宜伦县、万安县给予裁撤。并将府治设立在琼山县，从此海南的行政建制为三州，十县。这一行政格局使海南的行政管理更科学合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整个海南的行政区划趋于定型。     在调整行政区划，促进汉黎融合的同时，程莹着手调整宗教政策，对那些打着宗教旗号，骗取信众财钱的寺庙进行整顿，对一些以寺庙为依托，煽动聚众闹事的寺庙依法取缔，他还将那些不守法度的寺庙僧尼全部驱赶，将财产罚没，分给穷苦的农民。但程莹采取这些措施时，打的是组合拳，他深知宗教对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拆毁一些不合法度的寺庙之后，他又鼓励真正信奉宗教的信众筹建寺庙，熙洪元年（1425年），海南琼州的天宁寺，因为地震受损，年久失修，正统八年（1443年），程莹亲批土地300亩，给予重建，为加强管理，还专门设立僧官。新修的寺庙恢弘大气，为了彰显政府对宗教的支持，程莹发挥自己擅长书法之优势，亲书横匾，“海南第一禅林”。而今这里依然是海南佛教活动最为隆盛的场所。       促进地方安定，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在促进民族睦相处的同时，程莹开始为发展地方经济尽力。       正统七年(1442年)，程莹上奏朝廷，希望对本府临川等六场盐课折色征收，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本府六司“设官大使各一员。六场原额正丁共五千零二十四丁。办盐不等。共盐六千二百五十三引三百一十二斤八两。每岁运赴海北新村盐仓上纳。”以每引四百斤计算，盐总产量达多大一百二十多万公斤，已达到较高的产量。而每一大引，折米一石，共米六千二百五十三石七斗八升一合，就在“本府上仓，听支卫所官军俸粮”。       这实际上是对琼州的税收制度实行改革。海南盛产食盐，随着盐户增加，盐业的规模产量剧增，而米的出产那时候还不多，以往缴纳要到广东的广州，路途遥远，海运费时费力，沿途折耗颇多，现在在岛内缴纳，缴纳形式多样，米、盐或者银两，而且就地入仓，就地支用。大大地方便了地方民众。       盐课折银，对盐业生产有重要的意义。盐课折银后，灶户只要交足盐课银，其生产就可以不受政府的干涉，既获得较大的生产自由度，也掌握一定的经营自主权，甚至不再束缚在盐灶夜以继日地苦熬。如儋州的博顿兰罄场灶丁“有煎而纳课者，有耕耘而纳课者，有挑担而纳课者。”即出现了有灶户兼顾从事农业与商业的事情，表明灶户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相当松懈。而“每岁运赴海北新村盐仓上纳”的记述，恰恰是程莹去后形成的一个新的配引运销机制。      程莹清廉为官，经常捐钱扶助弱小者，热心地方公益。在海口五公祠内，至今还留着一口正統元年（1436年）程莹和地方官员共同捐资铸造的大钟，鍾高達1.92米，口直徑1.43米，巨鍾高大雄峻，造型別致，做工精美。上面刻有铭文： 廣東海南衛指揮僉事、信官張玉、石玉等，同瓊州府知府程瑩，發心各出俸資，命匠人新鑄禁鍾一口，計重二千三百斛，永充在本府樓中，開鳴曉昏，專為禁動軍民而康，保衛府以平寧，雨暢時若，國泰清安。大明正統元年歲次丙辰夏四月吉旦。”      古時，重要的城池都有鍾樓和鼓樓，分別用於報時和報警。明代的瓊州府城是海南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分別建有鍾樓、鼓樓。建造禁鍾的本意有“無事禁止撞擊”的意思，往往高懸於城中制高點，用作報警，當城中發生火災等突發事故時，可以敲擊示警。程莹出资铸造大钟，可以看出其时刻将瓊州的安寧，百姓的幸福放在心中，他希望琼州永远風調雨順，希望国家永远祥和安定。       尽管程莹没有走科举入仕之路，但他理学功底扎实，文学修养深厚，公务闲暇之时，常和一些文人雅士流连海南山水之间，他组织筹划了最早琼州八景的遴选，“五指参天”，“环琼海色”是他和学生邱濬确定的，前者是对五指山风景的概括，后者则是对孤悬海外的海南岛整体风光的概括，邱濬笔下的五指山是“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而程莹歌颂海南的独特美景是“巨浸空中一岛清，四围海色透南溟”，程莹的诗大气磅礴，将海南岛与四周蔚蓝的大海一起入笔，“巨浸空中”意境奇特而贴切。       正统七年(1442年)，程莹组织了一次著名的“灵山诗会”，这一年广东都指挥王清到琼台阅兵，阅兵结束后，程莹邀请岛内外28位名士游历琼北名胜灵山，当时从海南走出去的进士、监察御史唐舟(府城攀丹人)主持了这次诗会。因为王清是客人，众人礼貌地邀请他先赋诗五绝一首给出韵脚：“烧香游神祠，松风生微寒。高歌携金樽，颓然青云间。”程莹也在这次诗会上吟咏七律一首。这首诗还存留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的《琼台志》中，今天的人们透过当年这些文人雅士的诗文，如“深林”“猿啸”、“鸟鸣”、“落花”、“清波”、“薜萝”、“烟岚”、“鸥鹭”等，完全能想象灵山当年的生态环境之好和自然风景之美。       程莹出身贫苦，深知读书对穷人家孩子的重要性。在知府任上，他捐资助学，奖掖后学。邱濬说程莹到海南后，“以兴学为首务，捐资课试，凡登科贡者，皆所拔”。也就是说，当年琼州有出息的人才，都是程莹当知府时选拔并培养的，作为一方大员，能有这样的成绩，确实让人惊叹。他的学生中，最为有名的是进入明代核心政治圈子的大学士邱濬。今天，人们介绍邱濬时，总会提到他一系列显赫的官衔，如：明代中期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经济学家，历任编修、经筳讲官、侍讲、侍讲学士、翰林学士、国子临祭酒、礼部侍郎、尚书、《宪宗实录》纂修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等。他的学术专著《大学衍义》是国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读本。他为官40年，一直以耿介博学闻名朝野。《名臣录》评价他：“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四库全书提要》特别激赏学识和文章：“濬记诵淹博，冠绝一时，文章尔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国学大师钱穆评价邱濬“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这位边陲海南岛到京城的布衣卿相，同海瑞一起享有“海南双壁”的殊荣。       但如果不是邱濬为程莹写的墓志铭中记述自己成才的经过，大概没有人知道程莹对他的潜心培养了。小时候，邱濬非常聪颖，但家不宽裕，弱冠之年，参加考试，才华为程莹赏识，选为第一，使邱濬得以补博士弟子员。程莹对邱濬寄予很大的希望，知道邱濬家庭困难，程莹不仅在学习上指导他，还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一直到邱濬走通科举之路。邱濬一直将程莹对自己的无私关爱，深藏于心。多年后，程莹的孙子程谟将程莹的遗骸从海南迁回故乡罗田，希望邱濬为爷爷写一个墓志铭，其时已经名满天下的邱濬正在南京视学，邱濬看到恩人的后辈来拜访，热情接待，还谈到当年求学的艰辛和程莹对自己的关心和帮助，说到动情处，潸然泪下。邱濬对程莹的评价是：                                           于维我公，全楚之英。 历任中外，劲节忠清。   琼海被德，思慕弥深。 食禄三品，僚属钦承。 梁木云頽，朝野震惊， 框亲函丈，宁不涕零？ 夫妻父子，同奠佳城， 勒名贞石，永光厥声。       程莹能成为一代循吏，源于良好的家庭教育。      很小的时候，程莹的父亲就去世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为人严厉，对孩子的教育有自己的方法。母亲的严格培养了程莹办事严谨，讲求实效的作风。程莹非常敬重母亲，在礼部为郎中时，为缓解思念母亲之苦，他请人为母亲画了一幅肖像，起名“思亲图”。带到北京，挂在家里，每天回家就能见母亲注视着自己，为的是提醒自己不忘记母亲的教诲。       程莹孝敬母亲，和睦亲族，是程氏家族的骄傲。程莹的祖上曾经为家族置办了义田，义田的收入是用于家族祭祀的开销，也为家族内部穷困无助的家庭提供帮助或者支持家族内有潜质的孩子读书求学。有一年，程莹回家探亲，发现家族内部有人私自做主，将义田典卖出去。程莹毫不犹豫地自己掏钱将义田赎回。为了确保义田不再出现变故，程莹还特别嘱咐家族的长者，这些义田永远归家族全体人员所有，不得转让和买卖。       这个热恋故土的人，这个从罗田走出去的、有名的知府，他家究竟在什么地方？ 1998年版《罗田县志》记载，程莹是石源河汪家山人。从中石源河往西，穿过一片稻田和山地，再沿着一条羊肠小路，翻个一个山脊就到汪家山了。但这个汪家山是程莹的故乡吗？我一直表示怀疑，我在石源河边长大，从小民间野史趣闻听了不少，但从未听说家乡出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官员。不错，时代久远，程莹的故事可能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但光绪元年《罗田县志》中存有《琼州太守程莹墓志铭》，是程莹孙子程谟找大学士邱濬撰写，程莹的这个孙子是秀才出身，知书达理。如果说他对爷爷的生平事迹介绍可能有差错，但以凤山镇为坐标，确定自己家的地理方位大概错不了的。       再看邱濬写的铭文，既择要介绍了程莹的家世渊源，人生经历，为官政绩，也介绍了程莹的家庭和后代情况，特别是有关程莹政绩的介绍可以在明清两朝海南、罗田两地的地方史志中得到印证，因此可信度是不容怀疑的。因此我以为说程莹是石源河人是明显的错误。依据光绪年间《罗田县志》，可以确认程莹家应该在县城东边的汪家山，最后归葬于七里冲石堰头。就此事，我曾通过一位老乡联系了《程氏族谱》修纂负责人程先生。他说程莹的墓在碾石河七里冲。如果确实，那么，与光绪县志记载的内容比较吻合。      程莹的大致经历如下：罗田凤山镇东边汪家山人。生于洪武辛酉年（1381年）正月十九日，          永乐年间以县秘书进北京，在礼部工作二十七年，宣德十年调任海南工作，工作十三年后，正统十三年五月二十日（1448）卒于知府任上，享年六十八岁。程莹生有一儿一女，女儿“事姑以孝，相夫以顺”，在程莹离世十年后，也去世了，儿子叫永洁，受父亲去世的打击，悲伤过度，亦死在海南。程莹有三个孙子：程祥、程谏、程谟。还有七个曾孙，邱濬说，这个家族人丁兴旺，没有给程莹丢脸，是程莹为官行善积德而荫及子孙的。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程莹离开故乡罗田时，还是一个翩翩少年郎，体验了人生的诸多滋味后，他变成了泥土。临死之前，他希望能回到故乡，程莹的孙子依据两代人的遗愿，也遵照古老的风俗，让爷爷程莹和父亲程永洁的遗骸从海南回故乡，让他们的灵魂不再在异乡漂泊。   这是一个远方游子对故乡、家和亲人最真实的眷恋   罗田县志琼州太守程瑩墓志铭.pdf (1.06 MB, 下载次数: 1) 2020-10-10 08:57 上传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程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