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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祁门善和程氏承海派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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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12 10:48: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徽商 | 祁门善和程氏承海派考论
作者:康健
程氏文化网 2020-10-13 19:50

内容提要:宋代以后,徽州宗族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文章对祁门善和程氏承海派宗族的发展作长时段考察。

善和程氏是徽州程氏重要分支,自宋代以降,枝繁叶茂,科甲蝉联,仕宦辈出,系典型的著姓望族。据该族谱资料记载,在唐代,程元谭二十九世孙程仲繁曾居祁门善和里,被其后世子孙奉为善和程氏始祖。仲繁第三子令洭生有三子,长子承津,次子承海,三子承潜,由于承潜这一支数传乏嗣,因此,善和程氏主要以程承津和程承海这两派为主。而程承津这一派后又衍生出敬宗门、圭山门、学山门和仁山门四个门派,其中尤以程弥寿为始祖的仁山门最盛。
学术界对善和程氏宗族结构、族产、会社等研究成果甚丰。但是,笔者检阅相关研究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程承津秩下的仁山门派的研究,而学界对善和程氏的其他支派,尤其对以商业著称的承海派的研究则尚付阙如,难以展现善和程氏家族整体面貌。其主要原因是:元末明初,程弥寿以军功起家,仁山门一支从此人丁兴旺,科第兴盛,成为善和程氏最为兴盛的一个支派,留下了大量的文书和谱牒资料,如《窦山公家议》等,而程承海这一派存世的资料则极为有限。

最近,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善和程氏承海派宗族修纂的康熙《善和程氏支谱》。在此,笔者以该族谱为主要资料,同时结合相关传纪资料,对善和程氏承海派从宋至清初的发展进行长时段考察,试图进一步深化徽州宗族和徽商的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世系繁衍与族谱修纂
   晚唐社会动乱不安,户部尚书程仲繁曾坐镇祁门、浮梁,保卫乡里,后居浮梁。其第三子令洭留居祁门。因此,善和程氏宗族奉程仲繁为始迁一世祖。善和程氏在北宋初形成三支。二世祖令洭生三子,即承津、承海、承潜,其后枝繁叶茂,形成三派,分居上村、中村、下村。

2世程承海生有4子:贵恩、贵谦、贵实和贵忠,除三子贵实失传外,其余三子后世子孙又不断迁居祁门县的其他村庄。具体来说,贵恩生三子:恺、吉和实,其中,长子恺失传。吉和实后世子孙不断繁衍,逐渐形成吉派和实派,而以吉派人丁为旺。贵谦生三子:嗣、章和美,其中,长子嗣失传,章和美后世子孙兴旺,又形成章派和美派两支,随着人口增加,章派又分为一初派和以清派。贵忠子素居下村外宅,随着世系分衍,形成了素派。在这众多的支派中,以贵恩和贵谦秩下子孙最盛。
   到了两宋之交,贵恩秩下吉派8世希文生守尚、守富和守仁三子,其中,9世守尚生有三子,即汝高、中庸和焕,他们分别迁居中村、枫林和林村,其后子孙繁衍迅速,分别形成中村派、枫林派和林村派。其中,由于林村派人口众多,到16世潮和祚时,又分为上房和下房两个支派。守富子允功迁居灵山,形成灵山派。守仁子伯益居中村,形成中村伯益派。
概而言之,到了元代,善和程氏承海这一支派分居善和中村、善和下村、枫林、林村、灵山、柏溪等村落,形成六大门派,而以中村和柏溪两支人丁为盛。
关于善和程氏承海派族谱编纂的情况,从康熙《善和程氏支谱》中可见一斑。善和程氏承海派第一次修谱是在南宋景定年间,由12世孙程复纂修。据康熙《善和乡志》记载,程复修谱极为严谨,“考源系派,孔为精当昭析” 。当谱牒完成之际,他还“为族谱作序。到了元代初年,14世程天麒又再一次续修家谱。遗憾的是,这些家谱都未能保存下来。明至清初,善和程氏承海派修谱日益频繁:
(1)成化、弘治年间,贵谦秩下一清派20世程子伦曾经续修家谱,当时方伯公为该谱作序。
(2)嘉靖二十年(1541),仁山门派21世孙程昌修成《善和程氏谱》共14卷。因程昌号和溪,故又称“和溪谱”。该谱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为善和程氏的“总谱”。程昌修谱之举,得到了承海派23世程燮的佐助,故该谱卷13全为承海派内容。和溪谱影响很大,为后世子孙修谱树立了典范,此后家谱纂修多以此谱为参照。
(3)崇祯三年(1630),23世孙程登瀛续修《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的同时,承海派也续编了《善和程氏承海派族谱》,具体修撰者不明。
(4)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贵恩秩下中村派25世继先和贵谦秩柏溪派26世元翰修成《善和程氏支谱》。
总之,善和程氏承海派修谱活动历史悠久,南宋时期即开始修谱,当时记载较为简单。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善和程氏承海派修谱活动日益频繁。这不仅与人口日益增加相关,更是宗族观念不断加强的表现。由于康熙年间的家谱不仅完整的保存下来,且是本次利用的主要资料,因此在此有必要介绍一番。《善和程氏支谱》作为程氏支谱,具体记载支系门派情况。由该谱开篇谱序《善和程氏承海派续谱序》可知,该支谱为承海派支谱。该谱不分卷,除了序跋和几篇传记外,皆为世系图,尽管内容较为单一,但却完整的记载了承海派从五代到清初的发展情况,而且此前并未为学界所利用,研究价值较高。
    善和程氏承海派族谱序(康熙二十一年)
此谱序为尚书公(程仲繁)任山门派25世孙程甡所撰写,文中说:“今尚书二十五世孙继先、二十六世孙元翰,各集族中长幼,参议考订,编次成书,所以崇尊卑,序昭穆,敦族谊,启后裔,甚盛心也”,由此可知,该谱为清康熙年间程继先和程元翰所修。此外,该谱录有程元翰撰写的《续谱纪略》:
我省干承海公派续谱之役,实由中、林两门宗尊、应鹏、德相诸君子,深惧谱事不修,尊卑亡序,情款弗洽,敬命叔继先董其事,而余辈辅之。而吾门族尊日(曰?),并属元翰踵事,而起编纂世次,各成一书,学正甡公见是书而悦之,亟序其首,今既有年矣。但未付梓,恐难以传久,示不朽也,心窃忧之。兹幸仁山公门贤哲竞起,忠孝为心,毅肰有作,继志纂修,鸠工繍梓,倡兹盛事,且分达诸宗,各家编次入梓,将来合为一书。……吾派散在方隅,目取旧所编集,增以新修,寿诸梨枣,如甡公昔者,所属将以前继仁山、学山之盛,而后开远近族派无穷之孝思也。……中、林两门则有良圭、汝蛟、汝伟、汝翂、汝瑞诸达士,而吾族叔辈彂(发)昌、世德、长虹,及各门秩下后起,如允铨、允晋辈,或从事草创,或料理谱赀,罔不平心下气,费极周族,乃克编集成书。
    从文中得知,此前修成的族谱,虽然有程甡康熙七年(1668)作序,但未能刊刻成书,于是,此时程继先和程元翰等人重新审定,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编辑成书,将其付梓出版,目前所见到的这个本子,就是由程元翰等人刊刻的。此外,结合此谱的其他内容得知,当时参与修纂人员众多,林村派26世程汝伟,柏溪派25世程法昌、世德、27世允晋,中村派26世汝翂、汝瑞等。因此,该谱虽为支谱,但参与修纂的支派有中村、林村、枫林、柏溪等派,实为程承海派下各个支派的“总谱”。
   总之,善和程氏承海派始祖程承海开始,经过近两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中期形成中村、林村、枫林、柏溪等支派,形成一个大的宗族组织。而南宋景定年间程复修纂承海派族谱,进一步加强了承海派宗族的凝聚力。到了明清时期,承海派各支派之间频繁的联合纂修族谱,不但起到了尊祖、敬宗的效果,而且强化了各个支派之间的统合的力度,这对于承海派宗族的维系起到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查阅善和程氏承津派各种族谱发现,与承海派统合的强度相比,善和程氏承津派的要暗淡很多,除了仁山门21世程昌在嘉靖年间修成善和程氏的宗谱外,承津派下的众多支派再也没有联合修谱,而只是各个支派自行修谱,其中又以最兴盛的仁山门派修谱活动为多。这说明了承津派宗族较为松散,内聚力不强,其统合的范围也仅限于各个支派,而又以仁山门派为盛。这也说明各宗支联合修谱不仅是承海派宗族强大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其得以维系的重要基础。
二、科举仕宦与地方精英
   如众所知,善和程氏自宋代以降,文风昌盛,科举兴旺,仕宦辈出。康熙《善和程氏支谱》录有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仁山门派后裔程镐所撰写的《重修宋省干公讳承海府君墓志铭》,从中得知,承海派下子孙并非一直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宗族,而是一支人丁兴旺、科举蝉联的世宦强族。南宋时期,八世孙安,九世孙千英,十世孙有能、复,十一世孙达、远、禹锡、昱、元 、汝霖,十二世孙泰,俱由贡补进士,凡十有一人。九世孙任主簿,封训武郎;十世孙大昌,迪功郎;授州教授;鸣凤,宝祐癸丑(元年)状元及第;方,任主簿。十一世孙应奎,咸淳甲戌(十年)登王龙泽榜进士;天麒,授武卫将军;克柔,任本县主簿;美荫始武进教尉。十三世孙梦龙,淳佑癸卯举人,宦临安(教谕),到了明代,十六世孙玄德,国朝(明代)应人才举,钦授给事中;尚祐,任余姚县丞;荐召,刑部主事。二十世孙相,弘治戊午(十年)举人,任从化、怀集二县令。
据道光《徽州府志》卷9《选举志》统计,宋代祁门共有文进士77人,武进士3人,合计进士80人。而善和程氏承海派宋代就有进士13人,明代进士仅2人,举人3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当为南宋宝祐元年(1253)武举状元程鸣凤,他也是祁门县历史上惟一的状元。鸣凤先后出任殿前司同正、德庆知府、雄守知府。在地方颇有政绩,永乐《祁门县志》卷7《先达》有传。他还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在学术上颇有造诣,著有《读史发微》30卷、《诗文集》和《梧冈盘隐集》。据笔者统计,两宋时期,祁门进士最多的几个家族还有赤桥方氏和王源谢氏,其中进士分别为7人和6人。这些与善和程氏承海派相比,也逊色不少。此外,由宋至清初,承海派通过召荐、选贡、舍选等方式出任官职的共有数十人。无怪乎程镐在墓志铭文中称:“历历显荣,代不乏人,公(程承海)裔之盛如此”。而此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承津派下子孙,尤其是其秩下仁山门的研究成果最多,甚至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善和程氏只有承津这一派。其实不然,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承海派下子孙也是很兴盛的支派。
  如上所述,宋代善和程氏承海派十分兴盛,仕宦辈出,然明代以后开始衰落。而善和程氏承津秩下仁山门在明代科举却兴盛起来,有进士5人,举人8人,此外,族人出任官职人员众多。这与承海派形成鲜明对比。善和程氏的两个支派之间特色鲜明,承海派在明代科举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竞争力明显下降,获取高级功名的人员日益减少,拥有基层功名的族人在乡村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明代建国之初,朱元璋在乡村基层社会建立了里甲、粮长、老人、乡约和乡饮酒礼等制度,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方望族的善和程氏承海派族人也有不少人担任这些基层组织的领袖。洪武初,贵谦秩下柏溪一清派17世程观和贵恩秩下林村派程铭,被推为祁门县东区耆宿粮长,负责该区域内的赋税征收。东区范围大致包括善和、枫林、柏溪、宋溪、许村、程村、胥岭、左田、旸源、李源等村落,居住着方氏、余氏、程氏、蒋氏、胡氏、许氏、黄氏、谢氏、李氏等名宗右族。善和程氏承海派能在大族林立的东区充当该区的粮长,足以说明其在该区域的望族地位。明初充任粮长虽然能够得到出仕的机会,但是毕竟是一项职役,风险很大,若不能完成既定的赋税额,往往就会招致杀生之祸。程观之子程完祐因其父为粮长,以“税户人材举”。而不久,其父程观“以县误申夏税死”。
  善和程氏承海派还有不少族人担任地方乡饮宾,显示出了承海派在地方基层社会的威望与影响力。贵谦秩下一清派明代先后有多人被推选为乡饮宾。20世程子伦,治春秋,以举业名,曾经修《大明一统志》,成化至弘治初年都曾参修实录。后来告老还乡后,被地方官推为“邑宾之乡饮”。23世程继兴也曾为乡饮宾;嘉靖年间,24世程惟善为乡饮宾;万历年间,25世程世杰为乡饮宾;崇祯年间,25世程发昌为乡饮宾。一清派族人不断被推为乡饮宾,在地方社会教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乡约在地方教化和社会秩序维护中发挥重要作用。据常建华先生研究,明代曾在洪武和嘉靖年间两次大规模推行乡约,而以后者的影响更为深远。徽州作为嘉靖年间普遍推选乡约的典型区域,其效果尤为明显,徽州宗族强力推行乡约,实现宗族了乡约化。祁门是当时徽州推行乡约力度较大的区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善和程氏承海派有不少族人先后担任乡约领袖。贵谦秩下一清派24世程惟善重整本都(八都)乡约,24世程发德担任本都(八都)约正,25世程发昌担任乡约长。善和程氏承海派通过推行乡约,对族众进行教化,增强了宗族凝聚力,加快了宗族组织化进程。总之,明代以后,善和程氏承海派不断加强对宗族和地方的经营,通过担任粮长、乡饮宾和乡约等基层社会组织领袖来实行对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控制。
   善和程氏除了通过科举仕宦和在地方社会组织中担任职务两种途径发挥作用外,还通过向政府捐资等活动来活动社会声誉。如在宋室南渡之初,与北方金朝对峙,财政吃紧。善和程氏承海派贵谦秩下8世程旻慷慨解囊,“助团五万缗,为随军北征之饷”。此举为北征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朝廷为此“敕特补朝散郎”,而程旻却“辞荣谢恩”,当时祁门籍宰相汪伯彦和朝中大臣赋诗赠行。又如,元延祐七年(1320),祁门大荒,贵谦秩下15世程億,“捐米千石赈饥”,被朝廷旌表为“义民”。通过这些活动,善和程氏承海派在地方社会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扩大了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
   纵观宋至清初,善和程氏承海派的发展可知,两宋时期,尤其南宋时期为承海派科举兴盛时期,科举仕进是承海派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而元明时期,随着科举的竞争力的下降,承海派族人向上层社会流动受阻,族人凭借基层功名,更多的谋求对地方的经营,这些地方士绅通过不断充任乡约等地方基层组织领导,积累威望,成为维系其宗族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商业活动与人口迁移
  除了在科举仕途上有辉煌的成就外,程承海派在商业上的活动更为引人注目。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商人力量不断崛起,全国各地相继涌现出地域性商帮。徽商作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在嘉靖、万历时期发展到鼎盛。在经商风气日益盛行的情况下,祁门善和程氏承海派也有不少族人弃儒服贾,他们或为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行商,或是在侨寓地定居的坐贾。
  其实,早在宋代善和程氏就不乏经商致富的现象,如程承津、程承海兄弟因善经营致富,当时被成为“十万大公”和“十万二公”。但这仅是个别现象,未能形成风气。善和程氏承海派族人普遍外出经商大致始于嘉靖年间。
《大泌山房集》保存了多篇有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徽商程神保及其家族的资料,即卷73《程神保传》、卷87《程叟墓志铭》、卷101《程媪墓志铭》,另外,在卷54《中和桥记》和卷56《程氏三墓记》中也有涉及其家族的资料。
  下面我们以中村派程神保家族为例,对善和程氏承海派商业发展情况进行论述。传纪资料中明确记载神保家族成员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物是其父程周。《程神保传》曰:“(神保)甫丱,从其父贾济南、下邳间,蒙霜露沐风雨,绝甘分少,与庸保杂作习贯如自然者,至握算,驵侩莫能难也。”由此可知,程神保自幼随从父亲在济南等地经商,而且表现出了杰出的经商才能,以至“驵侩莫能难也”。其父见到这样的情况,欣喜万分,和别人说:“计然公子材下菫菫,修父业耳,何若吾壤子。”因此,其父决定让神保继承自己的事业,继续从事商业经营。神保娶妻之后,“诸昆弟好生分,神保所载不过囊故衣,常采拾以为养”,可见,神保分得的产业十分微薄,不足以作为商业资本。
  从传记资料看,神保的商业资本有两个来源:一是婚姻资本。在独自踏上经商道路时,其妻李氏“奁装故饶,而更勤绩,悉以所有佐处士贾”。由此,神保得到“得三十金”,利用这三十两银子,神保开始了闯荡商海的历程。另一个来源是委托资本。在神保经商过程中,“宗人子扬与从兄贵通各以百金附神保行贾,神保为供子钱十年”。也就是说,族人提供一部分资金,委托给神保,对神保来说,这可以算是“附本经商”。无论是婚姻资本,还是委托资本,它们都是神保在商业上发展的重要基石,尤其是婚姻资本,作为神保的商业启动资金,其意义不容忽视。然而,从神保的经商历程看,其商业经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他经商之初,就曾因“邻人不戒于火”,使得神保的资产“一夕尽毁其赀”。当其邻人向神保谢罪时,神保反而安慰说:“愚闻诸《春秋》:‘人曰火,天曰灾,人也。’吾自咎之不暇,而遑计子天也,于子何尤。”由此可见,神保非但没有怪罪于其邻居,反而认为这是自己失误引起的。后来,神保“贾亳,折阅十不顾一”,此后,他“转之大梁,困滋甚,而扬迫戹责乡者母钱,至售名田偿之。”由此可见,神保在亳和大梁经商时折本甚多,血本无归,甚至将自己家中“名田”变卖抵债。虽然经历了多次失败,但神保并未气馁,而是不断总结经验,本着“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商业精神,终于在商业上开创了一片天地,并利用商业上获得的财富,他在家乡“治宅一区,伯兄同托处焉,所当劳费十九”。
   从传记资料看,神保经商活动范围非常之广,活跃于峡江、闽、楚、南海、清源、淮扬、大梁、通直岛、亳、桂林和衡山等地,其活动范围遍及中国南北各地。从神保所购置家产的规模和其拥有“七百金”的商业资本看,其并非商贾巨子,而是个中小规模的商人。另外,由于神保在三个儿子成年后,“罢贾”,中年以后,在衡山经商时,“见僧说大乘法者,心好之,遂奉戒”,到晚年时更是“奉佛唯谨”,不再从事商业经营,于是“贾渐落”。由此可见,神保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晚年更加沉迷于佛教,所谓“闭门修斋、诵经而已”,甚至在病重时,其长子大中要进行诊脉治疗时“独不令诊”。李维桢在为神保撰写的墓志铭中,谈到他的佛教信仰时指出:“叟(神保)仁厚自其天性,以奉神故,益虔早服,重积寿考,且宁得正而毙,固其所也,一切归之于神”。由此可见,神保对佛教的迷信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以往对徽商资本出路的进行讨论时,多认为徽商走的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循环之路,从而将徽商商业衰败的原因归结于投资土地和奢侈消费等非生产性行业,而并未注意佛教等宗教信仰对徽商商业经营的影响。而神保的情况,可谓是提供了一典型的例证。
   除了程神保经营商业外,他的族人中尚有多人经商。神保的伯兄神祐“贾汉中”,主要在汉中经商,当神保听说他“病且死,亟往省之,通昔奉汤药惟谨”。当神保等族人修建中和桥时,其族人程豹之孙有功昆弟“贾淮扬间闻之,敛金钱为助。”可见,程豹之孙有功兄弟是贾淮扬的商人,他们在族人修桥时出赀佐助。此外,在神保等将父兄等的墓地进行迁葬时,其“阳(神保叔父)曾孙可期、神祐(神保兄)子大节,皆贾远方”,由此可知,神保的从侄可期和侄子大节也是商人。虽然传纪资料未见神保子大中从商的记载,但在族谱资料则明确记载,大中“初服贾”。可见,大中从小就与其父神保一起在外经商,后来遇异人授医术,转而专精岐黄之术。关于神保这些族人经商的具体细节和商业规模,由于资料所限,暂时无法得知。
除了中村派商业发展兴盛外,善和程氏承海派其他支派也形成了经商的风气。如林村派25世程德本,初业儒,后于万历崇祯年间,在固始县经商,最终客死他乡。另外,族谱还大量记载族人“往外”,这样情况虽然不一定都从事商业,但在商贾遍天下的徽州,很可能是多从事商业活动。如25世程世科,27世程允魁,等等。总之,明中叶以后,善和程氏承海派经商风气日益盛行,商业活动频繁,是个商贾辈出的宗族。
   伴随着外出经商风气盛行,善和程氏承海派族人大量迁徙侨寓地,开始定居下来。族谱中有大量善和程氏承海派“迁外”、“居外”、“往外”、“迁淮”、“迁孝感县”、“迁竟陵”、“迁池”等记载,从总体上看,善和程氏迁徙的区域范围主要集中在淮安、北京、饶州(浮梁、景德镇)、池州等地。如贵恩秩下枫林派24世程准大,迁淮安;25世程一定三子俱迁淮安;25世程一元任扬州仓大使,其四子都迁往淮安。又如,贵谦秩下25世善士、善述兄弟及其子孙都迁居北京。再如,25世程继高、继光兄弟迁居浮梁景德镇,25世程世学迁居饶州,等等。善和程氏承海派自明中叶开始大规模迁徙外地,与族人外出经商风气的日益兴盛密切相关,属于商业移民。这在当时徽州是普遍性现象。当然,除了商业移民外,还有因戍守外地而迁徙的,如贵谦秩下一清派18世程添祐戍襄阳,其分支都因此而迁居郧阳及各府。但这种现象并不普遍。如众所知,程承津秩下仁山门多为缙绅地主,安土重迁,积极经营家乡田地、山场等族产。这与善和程氏承海派频繁迁徙外地形成鲜明对比。其主要原因是,前者为军户,拥有大量族产,多为经营性地主;而后者在明代中期开始,多从事商业经营,随着商业的发展,承海派族人不断迁徙侨寓地则是必然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程神保及其子孙虽然常年在外经商,但并未迁居外地,在商业获利之后,他们往往热衷于宗族的公益活动。祁门县北乡,山多陡峭,水流湍急,一遇暴雨极易发生泥石流等洪涝灾害。有鉴于此,为便利族人出行,程神保父子三代人经过数十年努力,终于修成中和桥,李维桢在《中和桥记》中说:“自豹、周以来,人更三世、六十余年而始就,厥惟艰哉!”由此可见,修筑桥梁花费巨大和其中的艰辛历程。此外,程神保父子还商业利润用于宗族坟茔兴修,将其父程周、叔父程阳和兄程神祐,进行合葬。修建桥梁和维修祖茔,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有利于宗族的发展。据族谱记载,随着商业发展兴盛,承海派子孙迁居侨寓地日益增多。如22世程大宾由于在孝感县经商,其子孙全部迁移该县;22氏程大节在竟陵经商,其子孙也全都迁居竟陵。类似的例子族谱中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随着世系推衍,这些迁移外地的族人逐渐土著化,他们与徽州本土的联系日益减少,宗族观念日趋淡化,反而不利于徽州本土宗族的发展。族谱中对这些永久迁居外地的子孙后代都没有记载,可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由此可见,商业活动、人口迁移与宗族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商业发展是宗族发展的经济基础,随着商业发展的兴盛,宗族人员大量迁移到侨寓地,他们或是临时性的迁移,主要在经商地方行商坐贾;或是长期居住侨寓地,实为永久性的迁移。这两者迁移方式,对宗族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前者虽然常年在外地经商,但是经常是往返于经商地和家乡之间活动,重视乡族建设,往往将大量商业利润投入宗族公益事业,有助于宗族的发展;而后者则逐渐在侨寓地实现了土著化,随着世代推衍,与桑梓之邦的联系日益淡化,宗族认同逐渐弱化,这反而成为不断瓦解徽州宗族的因素。善和程氏承海派的发展即为明证。
  余 论
  清时期徽州是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势力强固,族规家法严密,秩序井然。正如清初徽州学宦赵吉士所言:“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不过,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是否如此整齐划一呢?显然不是。赵氏言论显然只是就徽州总体情况而言的,具体到徽州各个县域的宗族,其实际情况与之有较大差异。祁门善和程氏承海派就是如此。据族谱记载,该宗族从宋到清初有不少人出家为僧。最早的一例为南宋初年,贵谦秩下8世孙程昊出家。明代永乐年间,贵谦秩下18世程星祐出家。到了明中后期,出家的人数不断增多,如贵恩秩下中村派24世程廷光;贵谦秩下一清派25世程世昌;贵谦秩下一清派26世程玄龙;贵恩秩下林村派26世程汝尚;贵谦秩下一清派27世程尚质;贵谦秩下一清派26世程玄龙,等等。研究发现,出家人数最多的为贵谦秩下一清派,至于其出家的具体原因,由于资料有限,暂时无法判断,但一个家族中如此众多的族人出家为僧,这种现象出现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徽州,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一般来说,徽州宗族在族规家法中都严禁族众出家为僧道,将这种现象视为异端,若发现有族人违反禁令,则加以重罚,甚至将其开除族籍。休宁林塘范氏《统宗祠规》“职业当勤”条规定,“商者亦不得越四民之外为僧道,……犯者,即系故违祖训,罪坐房长”。这不仅说明休宁范氏宗族严禁族人出家为僧,而且处罚十分严厉,房长也要受到责罚。不仅如此,范氏甚至制定出不让族人与僧道交往的规定,“今后族人凡遇僧道之辈,勿令至门” 。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家规规定,“子孙毋习吏胥,毋为僧道,毋狎屠竖,以坏心术。”在此,茗洲吴氏宗族将僧道、吏胥与屠夫三种职业相提并论视为“贱业”,一概禁止。不当如此,茗洲吴氏宗族甚至还规定,“妇人亲族有为僧道者,不许往来。”这些规定显示出茗洲吴氏宗族严禁族众为僧道的决心。休宁古林黄氏家规,甚至将僧道、胥隶与优娼一体谈论,严厉禁止,“四民之外,又有为僧道、为胥隶,甚且为椎埋优娼下贱等辈,一有犯者,即以显背祖训之罪罪之,并则坐房长。”
      值得关注的是,善和程氏承海派不仅在族规家法中没有禁止,而且将族人出家现象记载入谱,这俨然是明确认可了族人出家这种现象。由此可知,徽州宗族的发展并非总是不断强化的,也存在松弛的趋势。徽州宗族的制度规范与宗族实际运作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制度规范是垂直型的、是静态的,而宗族实际运作则是水平的、动态的,后者才是宗族实际活动的真实表现。善和程氏承海派宗族为我们全面、深入的认识徽州宗族提供了一典型例证。
徽州作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在宋代以降,由于受到朱子理学的熏陶,加上理学家的大力提倡,徽州宗族发展日益强盛,宗族观念日益内化于徽州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徽州宗族通过修谱、建祠、祭祖、推行乡约等活动逐渐实现了组织化,徽州宗族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同时,又显示出不平衡性、多样化的特点。善和程氏承海派就是如此。在两宋时期,凭借科举上的优势,维持了宗族的发展;而元代至明前期,该宗族略有衰落;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商业上的兴盛和在地方社会基层组织中领导层角色,宗族不断加强,处于动态发展阶段,但就总体而言,呈现出由盛而衰的趋势。
     综上所述,通过传记和族谱资料得知,善和程氏并未非只有程承津秩下的仁山门派一枝独秀,其承海派也是个人丁兴旺,“圭组蝉连”的宗族。宋代以后,承海派不断迁居外县域的其他村落,形成了中村、林村、柏溪、枫林、灵山等支派。宋代开始,承海派科举蝉联,仕宦辈出。明代以后,承海派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日益衰败,拥有基层功名的族人在粮长、乡约等基层组织中充当职务,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教化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明代中后期,承海派族人不断外出经商,商业活动日益频繁。嘉靖、万历年间,中村派的程神保父兄等多人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范围广泛。按照陈瑞先生对徽州望族的衡量标准和分类,善和程氏承海派也是个典型的儒贾结合的望族。伴随着外出经商风气盛行,善和程氏承海派族人大量迁徙侨寓地,开始定居下来,开始土著化。以前对善和程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仁山门派,尚未见到有关善和程氏其他支派的研究。不仅如此,以往的研究也未曾充分探讨善和程氏宗族的商业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对承海派的系统梳理,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善和程氏的研究,而且对徽州宗族相关问题的探讨也不无裨益。

因篇幅所限,本文参考文献与注释皆省

作者介绍:康健,安徽祁门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研究员,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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