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隽才程恩培

程光华

程门隽才程恩培

编辑日期：2013-5-30  来源：《印象颍东》节选  编辑：史新颖

程恩培，一名程云章，字绍周，又字筱周。生于1854年，为阜阳市颍东区枣庄镇童庄行政村后海子自然村人。程氏乃是颍州城的名门望族，其父程文炳为淮军名宿，曾官至湖北提督、福建陆路提督、长江水师提督。程恩培在兄妹九人中排行第二，自幼深得父爱，接受过良好的封建文化教育，儒学功底深厚，其为人温文尔雅，曾二渡东洋考察，可谓学贯中西。程恩培曾供职于户部、海军衙门，官至浙江候补道台，清授通议大夫。程恩培之一生，于政事上颇著政声；于创办实业上屡有建树，被清政府赐予二品封典；在儒学研究上，也甚有成就，不仅著作颇丰，而且还成为清末太谷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勤于政务    颇著政声     程恩培早年曾就读于湖北水操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37岁的程恩培就任户部主事之职。光绪二十年（1894）年7月，甲午海战爆发。是年11月，其父程文炳改授福建陆路提督，诏谕“户部主事程恩培，投效福建陆路提督程文炳军营，差遣委用。”同年，程恩培受父命赴日考查，侦探日本国情。光绪二十一年（1895）程恩培投笔从戎，在其父程文炳军营中效力。后来，程恩培以道员分发浙江，先办浙东督销，又办理江苏五属掣销总局，继而办理浙西五属督销事，负责浙江全省内外的贸易事务。在办理浙江督销期间，程恩培兢兢业业，经常于浙东浙西之间往返奔忙，巡查视事，事必躬亲，为促进浙江近代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程恩培在任职于浙江温处道（温州、处州）时，虽则任期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但恰值新政推行之机，程恩培因势利导，积极恢复温州学务分处，拨款兴办教育。并且支持在各县开设女学，设立音乐课程，引进新兴学科，大力发展温州教育事业，在当时为人们引为美谈。与此同时，程恩培还非常重视社会治安工作，他认为“非举警察，不足稽盗法奸”。于是积极筹资兴建了温州历史上第一个警察局，并“亲之章法督课之，浃旬而事举”。     在温州为官之时，程恩培还做了一件对家乡颍州不仅惠及当代，兼且荫及子孙的好事情。因考虑到故乡颍州“乡土旷衍，民不知蚕利”，程恩培特地聘请了周仲祥到颍州教习养蚕技术。周仲祥，名宏毅，乃温州人士。1904年，周仲祥自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即受聘到温州蚕桑学堂任教。后周仲祥应程恩培之请来到颍州，在阜供职五年期间，恪尽职份，教颍人以蚕桑之技，“成效卓著，皖中知有蚕事，自仲祥始”。颍人习蚕桑之技，自周仲祥始；而颍人得蚕桑之利，实为程恩培之功。     按说以程恩培的才识和能力，加之有程文炳这样一位清廷重臣的父亲之荫庇，程恩培的入仕之路应该会走得相对容易些。奈何，他的仕途却并非一帆风顺。据说，光绪皇帝被治哑一案，程恩培亦曾牵连其中。其父程文炳亲自押送程恩培赴京，奏请皇帝治罪。光绪皇帝被程文炳大义灭亲、不循私情的的凛然正气所感动，特赦程恩培无罪。程恩培虽则侥幸逃过此次劫难，但在经历过这次事件后，深觉宦海无常，他的入仕之心亦逐渐淡漠。 创办实业     获赐封典     程恩培具有创办实业的优秀才干。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程恩培就曾与儿女亲家刘鄂、滇人翰林院检讨吴士钊在河南开办豫丰公司，向英国福公司借银1000万两，承请河南巡抚衙门承办焦作矿务；又与其父程文炳同刘鄂合作经营浦口地产，组织三洲地皮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程恩培与张性存发起首期集股漕平银12万两，合办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首开安徽近代电力工业之先河；光绪三十三年（1907）11月，程恩培回到阜阳家乡袁寨集，出资兴建了阜阳裕兴榨油公司。其公司日产豆油量达一万公斤左右，在那个年头，名列国内最大投资厂矿五十八家之中的第十七位。与此同时，程恩培还负责经营程家在阜阳开办的两淮织布厂以及典当和钱庄。一时之间，程恩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甚是兴隆。因为创办实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程恩培于是年底被清政府赐予正二品封典。 二渡东洋    考察倭情     程恩培曾有过一次不寻常的日本之行。那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程文炳奉命率皖军驻守在张家湾，“拱卫京师”。这时天津、沧州一带，日本所布的侦探活动频繁，四出刺探清军布防，有不少日本间谍被清军俘虏，而清军的布防机密亦屡屡外泄，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程文炳。他暗暗思虑：“难道只允许日本人前来我方侦察军情，我们怎么不可以派人东渡去侦探一下日本呢？”于是，为了达到“知悉倭国国情”的目的，程文炳决定秘密派遣其次子程恩培前往日本，并且嘱咐他“不得确耗勿遽归”。程恩培遂东渡重洋，在日本一呆就是四年，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马关条约》签订前夕“适自东归”，回到了祖国。程恩培不辱父命，将多年侦察之果报知乃父。程文炳根据程恩培对日本的了解以及日本战后索要巨款的现实，“密疏请勿允”，劝清廷不要批准《马关条约》。        程恩培还有过一次日本之行。那是1901年的秋天，日本举行军事大演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派出观兵官前往观览，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等省也都派遣了由观兵官及随行人员所组成的参观团。浙江省所派的参观团以程恩培为首，另有随员邓驯保、赵千总以及书记员等一行数人。程恩培等一行于九月初一上午九点乘宏济丸邮船从上海出发，同船者还有安徽派往的黄呈样、李光邺等十余人。初二晚上十一点船入长崎港，初三早上程恩培登岸，拜会了驻长崎领事张子豫，并顺便游览了红叶亭和诹访神社。当日下午邮船离开长崎经门司，于初五早晨五点抵达神户。在神户，程恩培顺便拜访了在当地经商的故友王鹤庭，并受到了王的热情款待。初六下午六点转乘火车赶赴东京，于次日上午十点抵达东京新桥车站。到达东京后，由日本参谋本部安排其入住三桥旅馆，并于当日往中国驻日公使馆谒见了李木斋公使。翌日，程恩培前往拜会了日本总理大臣、参谋本部大臣、文部大臣、外务大臣、陆军省大臣及已退位的顾问官。     初九日，程恩培等开始赴千叶参观第一师团的野外演习，至十四日演练告一段落后返回东京。其间，在十二日由于演练暂停，程恩培一行便利用余暇参观了千叶中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东京除与参谋本部福岛安正少将会谈外，程恩培陆续考察了成城学校、户山学校、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参观了炮兵工厂以及位于新桥的劝工厂和博物院，游览了上野动物园，还参加了日本天皇专为各国官商举行的晚会。二十五日，赴仙台观览移师当地举行的军事大练，直至三十日学习全部结束。十月初一程恩培返回东京，直至十八日离开东京回国期间，他又分别参观考察了陆军炮工学校、近卫步兵第四联队、陆军士官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工业学校、第一高等中学校，参观了制呢工厂、卫戌医院、红十字医院、上野美术会社等，并游览了日光等名胜古迹。十八日乘火车离开东京，十九日抵京都，游览了东本愿寺、清水寺等名胜，并于当日赴神户，二十日从神户乘西京丸邮船，经马关、长崎于二十四日抵吴淞港口。     如前所述，程恩培作为一名军事官员，此行的目的首先是参观日本的军事大演练，但同时他也把这次日本之行视为一次难得的学习考察日本教育、以资作为国内参考借鉴的良机。程恩培认为：“今国势阽危，强邻夹处，或眈眈虎视，或煦煦市人迹，其蚕食之心如出一辙，神州苍莽，来日大难。发愤为难，庶几有豸。故当务之急，教育为先，武备次之，盖教育乃武备之基础，武备即教育之见端，二者相为表里。”这段话充分表明程恩培对列强环伺之下国势日危的深重忧虑，他认为，强国之本，首数教育。通过程恩培在日期间的行程可以看出，他在考察学校上投入的时间已经超过考察军事演习的时间。程恩培所考察的学校累计达13所之多，而且为了参观学校，往往忙里挤闲，见缝插针。     千叶中学校是程恩培所考察的第一所学校，在校长亲自带引下，遍观了各年级的教室。程恩培详细了解到该校所设课程分修身科、国语科、汉文科、英文科、历史科、数学科、博物科、理化科、律例科、医科、体操科等十余科，学生达550人。当程恩培得知这样规模的学校在日本全国竟有数百处时，不禁感叹：“无怪其人才辈出也”。同时，他又想起国内传统的教育方式，“非若我华之日守一经者，矻矻穷年，老死牖下也”！这句慨然长叹，抒发了程恩培在目睹日本的教育制度后，对照大清国皓首穷经、寒窗坐老的学习方式间的巨大差距而产生的反思，其中饱含着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     在陆军士官学校，我国留学生共计39人列队迎接，其队列“颇称严整”，“试其学问亦复优长”，程恩培深为赞许。在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程恩培了解到该学校学医妇女甚多，还有一名中国留学生，名叫左起庆，系常州人氏。在第一高等中学校，得知我国留学生共有二人，皆为浙江人。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了解到凡幼年女子不入此校者“例不成婚配”，故“考目下通国女子不能文字者不过十分之三”。在陆军炮工学校，了解到该学校每年都要遴选出数名优秀毕业生，将其派往欧洲诸国游学，以考求各国学问，增加阅历，程恩培不禁对其国“工夫日进、学问日深”深表崇尚。     在参加日本天皇专门为各国官商而举办的晚会时，程恩培第一次目睹了盛大的舞会活动。程恩培等中国官员尽管未能亲自踏进舞池，然而或许是由于初次观看的原因，程恩培对此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其记录里作了细致地描绘：“所有男客之能跳舞与女客之作西装者，均预为言定跳何戏，书册以记之，齐则男女携手同入跳舞厅，始则进退迂回，继则握臂挟腰，旋转如风，地板净洗，其滑如脂，而不虞倾跌，盖虽小技亦必习之有素也。其前后疾徐，一举手足，悉合乐声之节奏。”这段文字的描写生动有趣，颇能表述在东西文化开始交融的时代，人们在接受到异邦事物时所抱有的新奇目光，以及不无欣赏的态度。     程恩培将其二度来往日本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专著《东瀛观兵纪事》和《日本变法次第类考》，以上对考察过程的记述，便摘自该书。此二书的出现，对近代中国的军事以及社会变革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醉心儒学传承太谷     程恩培于早年间，曾拜太谷学派李光炘为师。后来，又与太谷学派掌门人黄葆年、蒋文田订交。“太谷学派”是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由安徽池州石埭人周太谷所创立的。该学派是儒家学派在民间的一个学术暗流，亦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最后一个学派。该学派兼有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两种性质，成员之间按照师承关系上下排列，等级甚严。在经历仕途沧桑之后，程恩培便转向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经典的研究，而且还成为清末民初“太谷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程恩培以道员需次杭州之时，赴南京参加了“太谷学派”所组织的“愚园雅集”聚会活动。特别在是“太谷学派”的讲学之处——“归群草堂”成立后，程恩培慷慨出资，承担了部分的活动经费。习儒讲道，成为程恩培晚年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     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程恩培善属诗文，著作颇丰，有《拙盦诗草》传世。程恩培曾在赴日本观察军事大演习之时，将每日所见所闻均以日记形式作详细记录，归国后整理为《东瀛观兵纪事》公诸于世。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程恩培集案、程尧章译述的《日本变法第次类考》由政学译社出版发行。更为重要的是，程恩培还成为其父程文炳《事略》的主要撰稿人。更为重要的是，在父亲程文炳弥留之际，由父亲口述，他亲笔整理成父亲关心国事的专折上奏，受到朝廷嘉谕，诏下执行。     综观程恩培之一生：他任职期间多有建树，广受当地百姓称赞；曾深入日本侦探其国情，尤其注重考察、研究日本先进的教育制度；曾积极创办实业，谙熟工商事宜，于诸多方面有开创之功；并且还潜心儒家经义，著述颇丰。程恩培以一身而兼贯政界、文坛和工商业，诚可谓不可多得之隽才。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隽才，在不到百年的时光流转中，其晚年景况竟已不得其详，逝后几乎湮没无闻。即便在其家乡颍东，熟知程恩培其人其事者亦是寥寥，甚至连他究竟卒于何年，至今尚且无从考究。对此，惟有慨叹时光之无情。历史的烟尘已经模糊了程恩培曾经的脚迹，惟有期待着有新的资料出现，使得我们可以拭去浮尘，重新还原程恩培完整而清晰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