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程星龄传

程远辉

程星龄，湖南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1900年 4月29日(农历四月二日)生。湖南醴陵市官庄乡长连村人。他出生在一个诗书相传世家，祖父程锡昌系前清廩（lǐn）生，以教书为业，父亲程锦奎入试得中秀才，曾在福建闽县县衙充幕僚十几年。家中薄有田产，兄妹六人，程星龄排行第四。

程八岁入本地乡村小学就读，聪颖勒奋。八年后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时，湖南一师聚有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学者和青年。程得识夏丐尊等进步师生，常与之交谈，受到新思想的启迪，渐不满学校旧的教育方法，继而反对旧文化，旧礼教。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波及全国。新任湖南一师校长易培基先生对一师进行大力改革：废旧制，兴白话，倡民主，风气为之一变。程在越来越浓重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下，目睹清室腐败，丧权辱国，列强入侵，民不聊生，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愤面自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由是，广泛涉猎书刊，探究新思想，竭力寻求救国之道。

1921年秋，程变卖分家所得田产，权充学费，赴京求学，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他在必修课之外着重选修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张颐《西洋哲学史》等课程，以图汲取先进的思想。当时“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针锋相对，论争激烈，影响很大。程以为“语丝”所论甚是，受其影响很深。程虽接受了许多新思想，却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白天上课，晚上出外帮人抄写，半工半读，以补费用不足。1923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程闻之心情振奋，感到孙中山为当时中国指出了一条先进的政治道路，激发出强烈的革命和爱国热情，不顾当时北京环境险恶，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活动，结识了李大钊、肖忠贞等早期共产党人。在李大钊等人的影晌下，程积极参加国民党左派在北京的地下活动。1925年，程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外图组织“实践社”，次年集体加入国民觉，担任北平市党部干事、组织部秘书。1926年冬，尚未毕业就离开北大，专门从事政治活动，与共产党合作共事。

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北京笼罩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之中。当张大肆搜捕在京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等革命人士时，李大钊将国民党华北政治分会、北平市党部以及共产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继续坚持斗争。程随同迁入。张作霖得知，即派特务封锁了兵营四面出口。在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驻北京公使协助下，张准备进入兵营搜捕。兵营内得知张将派兵入兵营搜捕的消息后，拟分批撤出。4月6日晚，天黑雨猛，程被允许率先撤离。借大雨夜色掩护，程潜出兵营，藏在友人魏雅平处。讵料，程潜出不多时，张作霖即出动军警，袭击兵营，逮捕了李大钊等尚未撤出的六十余人。

几天后，程经友人帮助经天津转至上海。自此，与国民党一度脱离联系。一日，偶遇同乡好友刘斐，刘相邀程同去南京政府工作。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程不满蒋的所为，希望武汉政府能够恢复国共合作局面，遂谢绝刘斐之邀。又一日，刘斐告程，李大钊等革命志土被害，程深感悲愤，决意投奔武汉政府，遂匆匆赴汉。至武汉后，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不久，唐生智下野，程潜西征军进驻武汉。程为程潜所用。不多久，程不满国民党清共政策，又决然离职往沪。

1928年春抵沪后，经同窗周纯推荐至易培基先生门下。易委程为上海劳动大学文牍、代理会计主任，后改任安徽宿县烈山煤矿局营业主任、副局长。程到职不多日，即察觉煤矿局一些高级职员大肆贪污，颇感厌恶，恐为牵连，不久即辞职高任。其间，程曾遇北大校长陈大齐先生，陈劝其回北大参加毕业补考，遂于1929年秋返母校进行补考，正式毕业。

1930年，程辞职后闲居在南京易培基家中，渐渐受到易的信任。程观察时势，认为易所依附的西山派遭到了蒋介石的冷落，易的地位势将动摇。于是细与易剖析，力劝易专事“劳大”，主动辞去其他职务。易不以为然。不久，易果然被蒋介石撤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农矿部长、上海劳动大学校长等职。于是易决定北上北平，去故宫当他的博物院院长。程亦随同左右，在博物馆任代理会计科长、秘书等职。

1933年，日本军队入关南侵北平。易培基拟将故宫所藏古物移往上海租界，派程请示宋子文同意后，负责押运首批古物去上海。不料，是年秋，易被指控在古物南迁时简盗了古物。一时“故宫盗宝案”轰动全国，朝野震惊。易遭通缉，潜赴国外。程亦于1934年初离京至沪，后又随刘斐同往广西省府桂林，与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时有往来。程耳闻目睹白对共产党的反动态度，心生不满，不久又回到上海。在上海结识了国民党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唐星，唐邀其去东京。程遂于1934年冬东渡日本，客居东京。后感生活困难，于次年8月回国，与魏雅平在汉口筹资办厂。因资金不足，遂罢。

1936年春，程由原湖南一师老师沈伸九推荐给福建省主席陈仪。程先是担任安溪县长，在安溪县长任内，颇有政绩，很受陈仪赏识。后又继任福安县、莆田县县长，福建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等职。“七七”事变爆发后，程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和消极抗战的行为深为不满。程主张国共合作，并组织抗日教亡宣传，因而，遭到军统特务的注意，便于1938年冬假称母病离开了福建。

1939年夏，程至重庆，经刘斐向李济深推荐，担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是年冬，随程潜去西安，受聘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参事。1940年初， 随行营点验委员会去华北视察时，携程潜亲笔信函前往太行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考察。沿途所见，程感既多端。在太行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他先后受到了刘伯承、朱德、左权的热情接见，并向刘伯承将军陈述自己的看法，严厉指责国民党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镇压异党，排斥异己的罪恶行径，建议共产党做好抗日联合工作，争取更多人士的了解和支持。他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刘伯承等人的嘉许和勉励。回来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多次向国民党高级军政长官陈仪、刘建绪如实介绍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剖析国共两党发展的趋势，这对后来陈仪、刘建绪的思想转变起了一定的影响。1940年6月天水行营撤消，程回到重庆，辞去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一职，由刘斐推荐转去广西，任广西省政府顾问。

1941年9月，刘建绪接替陈仪担任福建省主席。因刘、陈都与程星龄关系密切，刘即电邀程去闽协助交接工作，程应邀赴闽，热心为刘出谋划策。他劝刘尊重陈仪，继续推行陈在闽的施政措施。不要过多更动原来的政府班底，以稳住局面，程又进一步向刘提议，靠拢政学系，疏远桂系，暗中疏解同陈诚、CC派的矛盾，保持同何应钦、顾祝同的友好关系，确保刘在闽的地位。这些建议，深得刘的重视。程还亲自去重庆、恩施等地活动，纵横捭阖，为刘疏通关系。1942年，刘委任程为省政府秘书长，程成为福建实权派人物。他协助刘采取一些开明措施，选用一些进步人士， 劝刘少杀人，面且还和王亚南、杨潮（羊枣）、胡元恭等共产党人及一些进步人士保持友谊，暗中掩护和支持进步人士的活动。因此也得罪了一些官僚、特务。

1945年7月，“羊枣”案件发生，程受牵连被撤职查办。8月中旬，蒋介石电召程去渝，虽经陈仪，程潜多方疏解，仍被特务监视起来。9月，经蒋介石同意，陈仪以管教名义将程带往台湾，并委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不久，蒋介石电陈：查程确系异党分子，希立即拘禁。陈即将电文示程，并告无法违命，嘱程预作准备。次日即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特务团关押起来。一年多后，经程潜、刘斐、许孝炎等多方设法，程方于1947年1月被保释出来，旋即任台湾省训练团讲师。

1948年7月，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后，回湖南任省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决定引导程潜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考虑到程星龄和程潜的特殊关系，即由中共党员余志宏写信请程回湘，以促成程潜尽快走和平解放的道路。程收信后，立刻束装返湘。先是在长沙妙高峰中学任历史教员，不久，面晤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接受任务。程不顾环境险恶，按照中共湖南省工委意图，积极开展联络工作，多方活动，协助地下党约请程潜身边的谋士将领座谈时局，剖析形势，探究出路，做争取程潜亲信的工作。10月下旬，程经肖作霖等人推荐，程潜委任程为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

1948年12月，白崇喜派人至长沙，要求程潜附和他们的和平运动。31日夜，程潜密召程星龄至程潜省府住处，征询对策，并探问能否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程见事有可为，当即回复可以同地下党联系，并建议程潜应和桂系，大搞和平运动，同时与唐生智、仇鳌等人抛弃前嫌，联合一致，对付白崇禧，共谋和平。还建议请刘斐出面，向白崇禧进言调陈明仁来湘替代亲蒋派掌握兵权，举荐唐星代表程潜同白崇禧周旋。程潜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受权程星龄全权代表他同中共地下党联系。从这晚起，程星龄正式参与程潜密谋起义的活动，成为程潜谋求和平起义的重要人物，做了许多他人不可代替的工作。

1949年5月，白崇禧败退长沙，欲以湖南为屏障拱卫西南。程潜焦虑不安，急于同中共地下党联系。程星龄立即将程潜想法转告地下党，又陪同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代表同程潜会面，商谈之后，程代程潜起草了“起义备忘录”，交由中共湖南省工委转报中共中央。在程潜、陈明仁正暗中加紧起义准备时，白崇禧迫使程潜于7月21日离长往邵阳，程星龄亦随同前往。26日，陈明仁电程星龄即刻返回长沙。次日晨程与第一兵团人事处长李君九受命潜往平江，邀请解放军和谈代表李明灏来长同程潜、陈明仁面商起义有关重要问题。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起义通电”，湖南终于得以和平解放，长沙解放后，程就任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不久，程星龄随同程潜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前夕，毛泽东主席接见程星龄，征求对程潜安排任职的意见，并请程转达中央的意见给程潜，协助做好程潜的工作，还特邀程星龄参加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程星龄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和信任。五十年代，先后担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兼省体委主任。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此后，近二十年，程虽长期身处逆境，但未曾动摇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时常告诫家属子女要忠于党，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为党工作。1979年4 月，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程心情更加舒畅，由衷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83年，程当选为湖南省第五届政协主席。耄耋之年，为参政议政、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湖南经济建设，殚精竭智，耗尽心力。1984年，程邀请海外湘籍人士发起成立了湖南经济建设促进会。1986年1月应邀访问香港，又联络了一些港澳著名实业家组建公司，引进海外资金，为搞活湖南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在数十年坎坷生涯中，程体验到自已的政治生命和归宿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多年夙愿，愈老愈切。1987年10月，在他病重期问，经中共湖南省委同意，终于成了一名中共正式党员。

程1950年加入“民革”。建国后担任过第一、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五、六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四、五届湖南省政协委员，第一、四、五届政协常委及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主席，民革中央第一届委员，第六届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民革湖南省第一、五届常委，第六居生任委员、第七届顾问等职。

1987年10月22日，程在长沙病逝，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