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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奇书:《程氏墨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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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 11:00: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本奇书:《程氏墨苑》

作者/尹艺

明代万历年间,我国古徽州有一位制墨名家叫程大约,别字君房,他既好蓄墨,又精墨法,并有墨坊“还朴斋”贩制其墨。虽然他是个商人,但因为做的是“文房四宝”之一——墨的生意,自然就和许多名人墨客有了交情。

程君房将自家生产的墨赠予了明代著名书画大家董其昌并邀请他为自己所编撰的书《程氏墨苑》作序,董其昌欣然答应并对其墨赞叹不已道:“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

这样的评论,对于一个制墨者来说,相当够得上分量。哪知,程君房对自家所产的墨,评价更高,他曾自诩道:“我的墨上掩千古,百年后可化黄金。”这句听起来似乎有些吹嘘成分的话不想在百年之后竟成现实,程君房所制的“玄元灵气、廖天一”两种墨,后世的鉴赏家以两倍于黄金的价格去才能购买到。

看似不起眼的墨为何有着如此高的价值呢?

原来在古代,文人们所用之墨是被称为墨锭的黑色块状固体,需经研磨成墨汁之后方能使用。墨锭不仅具有实用性,其外在的形状,花纹和装潢,使得墨这种传统书写工具逐渐演变成为集诗、书、画、印、雕刻、造型艺术于一身的艺术品。又因为历代文人雅士大多有藏墨之好,也促进了制墨者在墨的外形上不断的下功夫。

墨锭的装饰图案以镌刻的墨模压制而成,古代的制墨者多请名家作画,然后请刻工依照画稿雕刻出墨模,再将墨块放入其中压制成形。

随着制墨业的发展,墨锭的图案越来越丰富,许多制墨者便依照自家生产的墨的墨模雕刻图样再次刊刻,用版画的形式印制成书,另附上一些墨的制作方法,名家题注等内容,谓之墨谱,墨苑。就其功能来说,墨谱墨苑更加类似于如今商家介绍自己产品种类的广告。

在众多的墨谱,墨苑中,最为有名的就是由前面提到的那位制墨大师程君房编撰的《程氏墨苑》。

在今天看来,《程氏墨苑》的价值可能更多的体现在艺术领域,但在当年,程君房编写《程氏墨苑》的初衷却是出于商业竞争考虑,而在这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波澜起伏的故事。故事发生的背景则在大名鼎鼎的古徽州。

从唐朝末期开始,古徽州府,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制墨业十分发达,被称为中国的“墨都”,当地所生产的墨统称为徽墨,为墨中之精品。

到了明代,出于对科举功名的追求,徽州当地读书风气非常浓厚,相应的,也推动了纸墨的生产。徽墨的制作进入了盛世阶段,产量激增,制墨技艺也不断进步,墨锭的图案绘刻和漆匣的装潢制作,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而此时,徽州制墨者之间的竞争也极其激烈,据明末麻三衡的《墨志》记载,明代徽州墨工竟达一百二十多家。而从激烈竞争中相继兴起,被并称为明代徽墨四大家的是:程君房,方于鲁,邵格之和罗小华。

在这四大制墨家之中,程君房和方于鲁之间的商业竞争可谓是轰轰烈烈,二人之间的情仇恩怨也纠缠了一生。

据说,方于鲁早些时候家道衰落,生活无着,遂投奔于程君房门下。程氏爱其才,延为食客。后来方氏为谋生另起炉灶,开设墨店,哪知没过几年方于鲁的制墨业务日渐发展,迅速成为了程房君的最大竞争对手。为了宣传自己的产品,方于鲁将380多幅墨样图及文人墨客,官吏题识的赞美之辞汇集一起,请著名刻工黄守言,黄德时等刻印成《方氏墨谱》。程君房本来就对方于鲁另立门户,独自经营不满,眼见其经营成果渐渐超过自己,又出《方氏墨谱》,气愤之下他便请了当时著名的画家丁云鹏绘图,徽州黄氏木刻名工黄鳞、黄应泰、黄应道镌刻,编撰出了《程氏墨苑》。

由于行业的竞争及私人恩怨的报复心理等诸多因素,程君房在制作《程氏墨苑》时可谓是不惜血本,力求超过《方氏墨谱》。彩色套印本的《程氏墨苑》共收录程君房所造名墨图案520式,其中彩色图版50幅,分元工、舆地、人官、物华、儒藏、锱黄六类,另有“人文爵里”部分,专门辨析了程氏与方于鲁诸人之间的仇怨。

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程君房还请了当时诸多名流作序,除程氏本人写于1594年的自序外,尚有17篇他人为之作的序,其中不乏董其昌,申时行这样的文人雅士。此书的刻印不论在插图数量还是艺术水平上都远远超过了《方氏墨谱》。

程君房自己或许没有想到,他为竞争过对手而刻印的一部广告性质的“墨谱”,却在无形中成为了无论在中国版画史还是印刷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作品。 《程氏墨苑》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水平最高的墨谱图集,一部分是由于程氏在墨的造型设计和图式安排上新意迭出,丁云鹏的图稿精丽绝伦,黄氏三匠的刻工勾凝断顿,线条细若胎毛、柔如绢丝。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程氏墨苑》首次使用套色印刷进行彩印,所谓套色印刷就是在一块板上将各部分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一次印成,这种着色方法对雕刻和印刷的工艺要求很高,与分版彩印只有一步之遥,可以说是饾版的前驱。在当时,这种印刷方法是其他墨谱版画所无法比拟的。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程氏滋兰堂刻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中有彩色印图五十五幅,采用四色、五色分饰不同的器物、花鸟等,书中的《天老对庭图》有红色、黄色的凤凰,有绿色的竹子;《飞龙在天图》则使用四色彩印,纹路细腻,色彩鲜艳,印制极为精丽动人。

除了拥有精美的彩印之外,《程氏墨苑》的独一无二之处还体现在收录于书中的四幅基督教西洋版画,为什么在这本充满着浓郁中国色彩的书中会出现四张“洋面孔”呢?

据后来考证,书中收录的这四幅西洋版画,是翻刻自利玛窦来华传教时携带的西洋铜版画。

1598年,利玛窦自南昌起程途径南京,随礼部尚书王忠铭到北京,欲见皇帝未果,于是1599年他只好重返南京。就在南京期间,利玛窦经由南京礼部都监祝石林介绍认识了当时作为著名制墨商人的程君房。也许是出于传教考虑,也许是出于朋友一场,利玛窦便将自己随身带着的基督教铜版画作品赠予了程氏,还甚为大方地为程君房的《程氏墨苑》作了序。

程君房于是请丁云鹏将利玛窦所赠的铜版画转绘,再由徽州名雕手黄鳞摹刻,刊于《程氏墨苑》卷六下,并对四幅画分别冠以中文注释的标题: “信而步海,疑而即沉。” “二徒闻宝,自速天火。” “淫色秽色、自速天火。” “天主”

《程氏墨苑》中这四幅作品基本上属“复制”性质,但仍溶入了一些中国民间画工的语汇。尤其是在“信而步海、疑而即沉”这幅作品中,整体结构虽然是文艺复兴的焦点透视布局,但远处的山峦、门徒的衣饰及面部造型,显然有着浓郁的中国民间木版画风。这四幅版画是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基督教系列艺术作品之一。

目前现存的《程氏墨苑》中,墨印本并不稀见,彩印本却很罕见。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程氏墨苑》彩印本是现存的唯一一部保存完整的彩印本。而将这本流落民间多年的艺术珍品寻入馆中的人则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毕生都致力于收集中外文图书,从事文学、考古、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在研究小说、戏曲的过程中,他十分关注明代雕刻的版画,对印制精美,着色绚烂的《程氏墨苑》更是“一往情深”,他曾感叹道:“余收集版画20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

而郑先生后来又是如何寻到他梦寐以求的《程氏墨苑》的呢?这中间又有着一段曲折的经历。

当时郑振铎因收集版图,正在四处搜集墨苑、墨谱等书籍。当他偶然从友人徐森玉那里得知天津著名藏书家,刻书家陶湘那里藏有彩印《程氏墨苑》一书后,便亲自上门造访陶公。他发现这部《程氏墨苑》果真是“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此书各彩图,皆以颜色涂渍于刻板上,然后印出:虽一版而具数色”于是,他竟连日披阅,录目而归。但却并不敢作购藏之想,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借印。郑先生曾对陶公说,别的书都可以出售,唯独彩色《程氏墨苑》等艺术珍籍不应该出售,因为这类书籍无论在版刻史上还是在美术史上都是颇有影响的。

日本侵华后,陶公不受利诱,拒绝为日伪做事。但由于生活窘迫不得不开始出售藏书。从天津迁居上海后,陶公继续售书解窘,藏书几乎散尽。郑先生惟恐《程氏墨苑》被售,便托朋友向陶公询问该书的下落,没想到《程氏墨苑》居然还在!于是他凑足仅有的钱,将《程氏墨苑》购得。

劫难之中得到彩印本《墨苑》,对于郑先生而言可谓是难得之奇遇!郑先生感慨道:“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有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有,诚奇缘也!”

购得《墨苑》当日,郑振铎先生邀集好友数人,将彩印本《程氏墨苑》展卷摩挲直至深夜。他说:“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解放后,郑振铎先生将其藏书悉数捐献国家,其中也包括《程氏墨苑》。

如今,这本精美绝伦的墨谱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广告功能,却成为了美术史上的艺术精品,也将那些恩怨故事静静地掩埋在了茫茫书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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