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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屑坝”移民:传说还是史实(下)――曹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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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5 13:08: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size=13.3333px]有意思的是,就在鄱湖移民顺流而下之途中,几乎无人关注长江右岸之荒芜。根据我的调查,在长江右岸之贵池府与太平府,充斥其中者是来自宁国府和徽州府的移民。看来,中央政府对于饶州移民的迁入地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行文至此,我们对于族谱中大量出现的“奉诏”迁移,带“户帖”迁移及“命为十长,率众即行”有了深刻的体会。图1展示的就是这一整齐而有趣的移民路线与移民过程。图1  洪武年间饶州移民路线 来自饶州府的移民主要来自“瓦屑坝”。在安庆府所辖之太湖县,太湖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太湖百家姓(第一辑)》一书,收录县境中52个氏族迁徙由来及历代名人。试举二例:晋颐镇道光《张氏宗谱》:“(文钦)公为荥阳教授,于前明洪武间,由鄱阳迁湖。”[21]鄱阳是安庆府属县最为常见的移民原乡地名。本文所讨论的“瓦屑坝”就坐落在鄱阳县西鄱阳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小池驿《李氏宗谱》:李茂实从布政使(中奉大夫)贬官至江西鄱阳湖碗屑坝,又于明永乐元年(1403)奉诏徙迁皖太湖小池驿定居,为太湖李姓始祖。[22]将“瓦屑坝”写成“碗屑坝”,是仅见于太湖县的一种写法。在安庆府境之北的庐江府南境之巢湖县,有研究者专门研究来自江西的移民民居,并提供了若干宗谱之由来:笏山臧家村《臧氏宗谱》:“第一世……公原籍瓦砾坝。”“瓦砾坝”也是“瓦屑坝”的一种写法。金家村《金氏宗谱》:“我金氏一脉……古籍江西瓦西坝地方,继因前元扰乱,迁移淝水南乡。” [23]将“屑”误写为“西”是“瓦屑坝”各种异名中最不合理的一种。安庆府境之西为湖北黄安府境麻城县,江西移民以及“瓦屑坝”移民传说同样传播久远,流传广泛。举例有二:西乡《江氏宗谱》:“忆我始祖考讳千四公字巨川号上亭,妣张白李氏孺人,由明初原籍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入籍麻城,卜居邑之西乡,离城六十五里许岐亭祇方埠家焉。”将“瓦屑坝”写作乐平地名,相当常见,后文将有解释。甘家河《甘氏宗谱》:“即溯稽甘氏原籍江西瓦屑坝迁居麻邑甘家河后,再龙公复迁甑山区,嗣后瓜绵椒衍。”将“瓦屑坝”直接归在江西省名下,也是常见的写法。由此可见,在上引各种族谱中,提到江西原籍最多的一个地名是“瓦屑坝”,虽然也有写作“瓦砾坝”、“碗屑坝”的,都可以看作“瓦屑坝”的同名异称。我们的研究发现,提到“瓦屑坝”最多的县名是“鄱阳”。“瓦屑坝”真的是在鄱阳吗?1980年代的交通不便,人民穷困。我没有能力到鄱阳去查访“瓦屑坝”。一日,在南昌市住所弄堂口,询及一位原籍鄱阳的老人,说似乎在鄱阳县城西面临湖的莲湖乡有一个相似的地名,叫“瓦屑坽”。查《江西省波阳县地名志》,果然在莲湖乡下,查得一地名为“瓦燮坽”。“坝”高地,“坽”为沟,“燮”为“屑”字之雅化。从地图上看,莲湖乡坐落在鄱湖之滨的一个小岛上,中间地势稍高,四周地势低平,洪水季节,低地多为大水覆盖,冬季枯水,则成大片草场。莲湖岛正对昌江入鄱阳湖口,“瓦屑坝”有宽大水道通向鄱阳湖,推测当年为一港口。据此,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果断”地判断鄱阳县西之莲湖“瓦燮坽”即安徽皖西一带流传之“瓦屑坝”。这一移民地名的确立,实在是过于轻松。要是知道早在清代前期,瓦屑坝移民后代为导找“瓦屑坝”就已经付出过巨大的努力,今人断不可如此冒失。其实,稍微仔细一点查找,可以发现在同治《鄱阳县志》上,就有县人史珥关于“瓦屑坝”源流的考证。而在当年,我并没有做这样的查寻工作。当年的“果断”可谓“歪打正着”。明代初年的鄱阳湖又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呢?张修桂等证明,公元五世纪以前,今天汪洋浩渺的鄱阳南湖地区,是一片河网交错、田园阡陌、水路交通发达的平原地貌景观,因设有鄡阳县,而被后人称为鄡阳平原。随着南昌—湖口断层下陷自北向南的发展,处于凹陷过程中的鄡阳平原由河网交错的景观逐渐向沼泽化方向发展。刘宋永初二年(421)鄡阳县的撤消当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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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5 13:11:09 | 显示全部楼层
[size=13.3333px]隋唐时期,中国进入了一个高温多雨的时期,长江径流量相应增大,尤其在洪水季节,更是如此。在长江中游,原来可以调蓄洪水的江汉平原的云梦泽,此时已经基本消失。长江北岸之彭蠡古泽,也大大缩小,蓄洪能力显著下降。于是,长江洪水倒灌入今鄱阳北湖,造成鄱阳北湖向南扩展。根据北宋初年乐史所撰《太平环宇记》的记载,湖水已逼近鄱阳县城,故名为鄱阳湖。[24]实际上,在《全唐诗》的五代部分,“鄱阳湖”已经出现。
[size=13.3333px]徐铉在《移饶州别周使君》一诗中这样写道:“正怜东道感贤侯,何幸南冠脱楚囚。睆伯台前收别宴, 乔公亭下舣行舟。四年去国身将老,百郡征兵主尚忧。 更向鄱阳湖上去,青衫憔悴泪交流。”[25]徐铉(916年—991年),字鼎臣,广陵人。此诗写作的时间当为五代末或北宋初年。
[size=13.3333px]在《太平环宇记》饶州余干县条下,已经有“康郎山在县西北八十里鄱阳湖中”之记载。然而,直到元代末年农历七月的洪水季节,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即围绕康郎山进行大规模的水战时,鄱阳南湖仍然是湖水浅,水路狭隘。张修桂认为,此时的鄱阳南湖具有时令湖的特征,水域较浅。至元明清时期,随着鄱阳湖盆地的继续凹陷,今进贤北部的军山湖和青岚湖水面扩展成为鄱阳湖之汊湖。这令我们联想鄱阳南湖的扩展是由北向南渐次推进的。
[size=13.3333px]这一过程令我们产生更多的联想,位于康郎山之北的鄱阳湖区形成的时间要比其南面的湖区还要早一些。同样,鄱阳湖北部的湖水深度甚于其南部。回到元末明初,昌江出口处的鄱阳湖水要比康郎山一带及其以南地区要深,水路航运因此更便捷。更何况,昌江水道流径当年赣东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饶州府城,亦即鄱阳县城。
[size=13.3333px]昌江发源于徽州祁门,经浮梁、景德镇、鄱阳入鄱阳湖。流径鄱阳县城时,有婺水—乐安江经婺源、德兴、乐平来汇,又有余水接信江,又承姚源水,连饶州府辖之余干、安仁(今余江)、万年,又接广信府诸县。明代初年,信江余干县分为两支,右支名余水,入昌江,左支名龙窟河,在康郎山南入鄱阳湖,比较而言,昌江口显然是一个更好的水运码头。来自饶、信两府的移民,大体是通过上述水系,经昌江而入鄱阳湖的。
[size=13.3333px]图2  明代初年鄱阳湖形势
[size=13.3333px]“莲荷山”是一个鄱阳湖中的小岛,位于昌江入湖处,距离鄱阳县城只有20公里。站在岛上,遥望鄱城,房屋街道,清晰可辨。在岛上之西端,有名“瓦屑坝”者,三面环水,留有大量瓦屑与瓦窑遗迹,初步勘测,连片的瓦窑遗址长达十几里,环半岛列布,俨然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古代砖瓦窑业工业园区。就时代论,虽然目前不能确认,但不会晚于宋代。
[size=13.3333px]这一事实令我们猜想,窑冶业集中的莲荷山西部,是五代以前赣东北地区砖瓦业制作的中心。另外,凭藉便捷的水运,窑工从昌江上游获得烧窑的木材。再藉昌江水运,产品可以出湖口而至长江,或上溯昌江而至鄱阳或饶州,或广信各县。五代时,鄱阳南湖形成,浩渺的水体逼近莲荷,莲荷成为孤悬湖中的小岛。现场观察表明,大洪水时,瓦屑坝窑址常被淹,这可能就是瓦屑坝窑群不得不废弃的原因。瓦屑坝因窑废遗遍地瓦屑而得名。[size=13.3333px]鉴于此,就可以知道,只有鄱阳“瓦屑坝”,而不会有余干“瓦屑坝”或其他地方之“瓦屑坝”。邻近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且位于昌江、鄱湖水运交通要道之“瓦屑坝”,有着最合理的地理区位优势,可以也能够担负起鄱阳湖东部及南部部分地区向外移民的重任。
[size=13.3333px]迁入江淮地区的南昌府移民,可以顺赣江而下,直抵鄱阳北湖,出湖口而达大江。他们没有必要绕道鄱阳,在“瓦屑坝”集结。所以,在江淮地区南昌府移民区,我们可以听到南昌“筷子巷”与“朱市(石)巷”的传说,却听不到有关“瓦屑坝”的传说,原因即在于此。之于为什么会出现“丰城县瓦屑坝”、“南昌瓦屑坝”之类怪异的地名,下文将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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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5 13:11:09 | 显示全部楼层
[size=13.3333px]五、“瓦屑坝”的假托与粘连
[size=13.3333px]在黄州府,我们主要利用了张国雄著作中引用的一批族谱,其中以黄冈县族谱为主要。另外,我们获得新洲县地方志办公室1980年代抄录的几十份族谱谱序,新洲县1951从黄冈县分立,故可视作黄冈县的一部分。在麻城某氏手中获得160个氏族的族谱谱序汇编,命名为《麻城家谱提要》,另外,我们还获得一批麻城族谱谱序,姑且命名为《麻城族谱序录》。张际春编著《红安百家姓氏源考》,收录了100个人口较多的姓氏,含有百余个氏族的人口由来,其中包括了《黄安乡土志·氏族录》中收录的氏族。红安原名黄安,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从麻城析出。在安庆府,我们获得宿松县石兵先生编著的《宿松宗姓》(稿)编辑的181个姓氏,二百余种当地族谱谱序资料。这一资料,可以看作民国十年《宿松县志》卷七《氏族表》的最新版。我们还获得太湖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太湖百家姓(第一辑)》,其中有52个姓氏,及大约83个氏族的氏族源流资料。
[size=13.3333px]赵世瑜指出“大槐树”“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 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对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我们想用另外两个概念来界定:假托与粘连。失去原籍之记载而称“瓦屑坝”者为“假托”;将真实原籍与“瓦屑坝”相连者为“粘连”。
[size=13.3333px]在黄冈县,民国四年《董氏宗谱》卷一《董氏创修宗谱序》:“……而光、黄间,实为阨要之地,自明太祖应运而兴,削平流寇,计及齐安之居民,殆无遗类矣,于是以江右之民,徙西陵之地,此俊公之所迁庶安乡也。”[26]迁江右之民徙西陵之地,成为移民地区普遍的说法。
[size=13.3333px]在黄冈县,民国三十五年《黄氏宗谱》卷首《自政公传》:“元季,宇内鼎沸,齐安一带,诸郡尽为禾黍。有明定鼎,迁饶民于湖北等处。一时间各大姓接壤而居,类皆发源于江右焉。” [27]在黄冈,江西饶州府民被认为是主要的迁入者。
[size=13.3333px]在黄冈新洲,《周氏宗谱》卷一《序》:“阳逻囗金台、毛集、余集、施岗等乡之周氏,乃明洪武初由江西省鄱阳鹳林里迁移而来者。”[28]在今天鄱阳县,“鹳林里”这个地名已经不存,但却有一个地名为“老鹳庄方家”,明代洪武年间从河南信阳迁入。疑为周氏迁走后方氏迁入。这个名为“老鹳”的村庄表明,与“老鸦”近似的村名不一定与“大槐树”有关。
[size=13.3333px]在《麻城家谱提要》中,有记载称:“元初,周受六与胞弟周受七自江西饶州府鄱阳县板桥入籍麻城,各自卜地而居。受六居城南蕨淡山,受七居县西新店。”查《江西省波阳县地名志》,在很长时间里,“板桥”一直是一个不断有人口外迁且不断析出子村的移民“母村”。
[size=13.3333px]除鄱阳县外,饶州府属其他县也有大量移民迁出。在黄冈县,民国三十六年《黄氏宗谱》卷一《文昭公传》:“公讳福四,字文昭……自恪公居饶之古楼埠,逮公凡六世,以俊秀补博士弟子员。明初奉功令迁居黄冈,时同迁者众。”[29]古楼埠今名古埠镇,在余干县城东10公里处,与万年县相邻。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所记“古楼埠水”实为信江下游一小支流,距离信江的直线距离至少有5公里之遥,与余干县城距信江直线距离相似。然而,此水流入余水亦即信江右汊,汇入昌江而入鄱湖,交通上显然较余干县城更为便捷。
[size=13.3333px]在黄冈县,民国二年《吴氏宗谱》卷首《乾隆乙卯世鉴公馨南谱序录存》记始迁祖吴胜公:“有明洪武初年……同龚老夫人、次子文三公、长孙世英公,自饶州府乐平县白马渡古楼埠断桥村,不惮险阻,经历山河,迁移于湖北黄州府黄冈县上伍乡。”[30]也提到余干县之古楼埠。“白马渡”今日名为“白马桥”,是乡级政府所在地,与古楼乡毗邻。吴氏关于原籍的记忆不假。只不过,吴氏将“白马渡”与“古楼埠”这两个相距大约有5公里的地名粘连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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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5 13:20:54 | 显示全部楼层
[size=13.3333px]也有的移民既使能够记忆自己的母村,但仍将“瓦屑坝”挂在其母村名后。如红安县涂氏始祖涂俟质,“江西饶州余干县官协瓦屑坝人”,洪武二年,“入明军籍,并分别授职兵指挥使,派遣在湖广楚北”[31]在今天的余干县,已经找不到名为“官协”的村庄。居今红安县八里斗山的徐氏,始祖徐宗岳,“洪武二年由江西饶州府乐平县天星坂瓦屑坝迁黄冈县柳子港”[32]。徐氏已知祖籍村庄为乐平县天星坂村,却仍在其后挂上“瓦屑坝”。虽然“天星坂”遍查不获,但“瓦屑坝”仍可断定为粘连。
[size=13.3333px]最为大量的情况可能是,移民在丢失母村后,只能假托“瓦屑坝”。从这个意义上讲,“瓦屑坝”主要属于那些丢失原籍的饶州移民。试举数例:
[size=13.3333px]例如,咸丰九年《周氏宗谱》卷一《总叙》:“祖籍原自江右饶州府,时避元乱,作者七人名以寿称,序以数别,之湖北齐安郡。寿一公家黄冈竹寺寨,三公家蕲水县,寿四公后仍返故里,守先人庐墓。寿五、寿六、寿七三公家麻城。”咸丰九年《前五世诸祖小序》:“原籍江右,饶州府余干县瓦屑坝,洪武初年始迁湖北黄州府黄冈县北之庶安乡,区曰周余堡,村曰周家。”[33]说的也是余干县瓦屑坝。
[size=13.3333px]《靖氏宗谱》:“世居黄冈,原籍江西饶州府浮梁县之瓦屑坝,缘元末红巾贼起蕲、黄、汝、颍,屠戮无孑遗,明洪武初徙江西大姓,以实淮西,故黄冈之著族,皆来自瓦屑坝。”[34]浮梁县属饶州府不假,却没有“瓦屑坝“。
[size=13.3333px]如在麻城,在《麻城族谱提要》中,我们至少读到六种“余干瓦屑坝”,五种“乐平瓦屑坝”,四种“丰城瓦屑坝”等,兹不一一列举。所以,才会出现清代鄱阳县人史珥的《续瓦屑坝考》,就是从余干县“瓦屑坝”引发清代黄州与饶州两府的知识精英对于“瓦屑坝”的再三考证。
[size=13.3333px]光绪十五年《萧氏宗谱》卷一《萧氏五分支谱序》:“历唐宋文明大启,非元通谱之可稽,自元明鼎革相沿,当识本原之有自。及鹏祖之始于黄地,生于吴会,瓦屑坝是其故居,来至楚邨剅灌口于焉卜宅。”[35]原籍县名已经丢失,萧氏后人以“瓦屑坝”代表原乡的一切。
[size=13.3333px]并不是所有丢失村庄的移民都托假“瓦屑坝”。民国二十六年《左氏宗谱》卷首《清乾隆辛丑纂谱分支原序》:“始祖必贵公,原居饶州余干县,有明徙于湖广齐安冈邑,居庶安乡柳溪河西文布寺之南,辟土田,剪荆棘,以立门户。” [36]左必贵之后人,虽然不记得先祖在余干居住的村庄,但也未假托为“瓦屑坝”。
[size=13.3333px]有些氏族丢失了先祖的原籍或由来,却毫不讳言。如民国二十六年《董氏宗谱》卷一《纂修谱序》:“数千年来,散处于天下者,派别支分,难更仆数。即先世隶籍于黄,世系亦无可考。自元时敬中公由参政归田,家声始著,即以公为始祖,理固宜然。” [37]这是一个典型的土著族谱,他们不需要附会,“世籍于黄”可以清楚地表明他们的身世与出身。
[size=13.3333px]又例如,红安县典明游家村张家湾一带的张姓,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修《游氏宗谱》称:“余族来自江右,渊源甚远,不可午而详其迹……溯余族隶籍于此者有三祖,思聪、思恭、思敬是也。问其所自出不知,问其孰兄弟亦不知……余族皆为敬祖之裔。”虽然来自江西,但原籍不明,亦不附会。
[size=13.3333px]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自称为来自“丰城县瓦屑坝”的氏族。丰城位于赣江之滨,移民驾舟顺赣江而下,经鄱阳西侧而入长江,似乎没有必要横渡鄱阳湖去瓦屑坝领证或集结。在《麻城族谱序录》中,查得民国三十四年(1945)《王氏宗谱》所载同治六年(1867)王如奎所撰谱序云:“我祖原籍江西饶州府丰城县瓦硝坪大塘霸(坝)……明洪武二年,通甫公子宣公奉旨掉镇齐安,入籍麻城。”其先祖实际上就是丰城县大塘霸村人。不过,究竟是不是丰城大塘坝村还要存疑。因为在湖南沅江县,有黄氏称“明永乐十八年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十八都大塘坝来湖南沅江”[38]。在丰城和永丰两地,名“大塘坝”之村庄今已不存,但以“大塘”为名者则不少见。这个村名本身也实在是太普通了一点。
[size=13.3333px]不仅如此,在《麻城族谱序录》中还有一戴氏,来自赣江中游之泰和,却号称“乐平县瓦屑坝”。令人称奇。民国三十七年《戴氏宗谱》载民国十年谱序,称戴氏出于江西泰和,古名西昌,此有“《戴氏开源表》以及《西昌勋源老谱》可据也,惜老谱遭明末兵燹,多为灰烬”,但仍然记得原籍为“西昌信实乡之黄陂,仁善乡之源勋,吾华公历世旧籍也”。查“信实”、“仁善”为明初泰和县六乡之二,黄陂村至今仍存,源勋村则查获不得。可见麻城戴氏对先祖原籍县名与村庄,记忆不误。该谱序又说:“至饶郡之乐平县瓦屑坝,则不过华公侨寓成迹耳,后人不察,乃以为世隶于饶,而不知叙之可考者曰信实,曰仁善,俱属西昌。”[39] 原来,来自赣江中游的戴氏,为了与“瓦屑坝”粘连,不惜编造“华公侨寓”乐平的故事。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乐平其实没有“瓦屑坝”。只是由于“老谱”明末毁于兵燹,不知侨寓乐平的故事,是否见于“老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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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5 13:23:53 | 显示全部楼层
[size=13.3333px]在《麻城家谱提要》中,本戴氏记为“歧亭戴氏”。关于原籍村庄,则记为“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十八眼板仓里”。在民国三十七年《戴氏宗谱》中,则记为“我祖华公原籍江西饶州府乐平县,土名瓦屑坝十八眼板仓里”。至此我们已经明白,此为吉水移民的跨区域粘连,不可当真。另外,在《麻城家谱提要》中,还有一明氏宗族,自称:“元末自江西吉安府吉水县贡家巷瓦屑坝始迁大冶,复迁麻城。”同样为吉水移民之跨区域粘连。
[size=13.3333px]同样的情况也见于“筷子巷”的传说中。据《麻城家谱提要》,麻城歧亭杨茂春,元代末年,朱元璋、陈友谅大战,杨运粮三千石助朱,被封为万户侯,茂春率兄弟子侄18人,随军征战至湖北,卒于军旅,其长子道泰定居麻城县今歧亭之南的横河口野猫港。杨氏原籍为江西丰城县石滩冲。在《红安姓氏源考》中,记载称:“这支杨姓始迁祖名杨茂春,据传于明初由江西筷子巷始迁麻城歧亭龙口。茂春的第十一世孙名杨震,约于明万历年间迁居今红安太平上杨家湾一带。”[40]这支杨姓,始迁之地为麻城歧亭,转迁之地为红安,时间相隔200余年,清代墨谱保存在歧亭,转迁者丢失原籍,便从众而以“筷子巷”作为其原籍家乡之指代。
[size=13.3333px]总之,在黄州府与安庆府之族谱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有意义的事实:其一,来自饶州府属县之移民,他们或因丢失原籍而假托“瓦屑坝”,或将未丢失之原籍与“瓦屑坝”粘连。尽管丢失原籍的假托要远远多于未丢失原籍的粘连,但因为有了相当数量的粘连者的存在,才使得“瓦屑坝”的假托变得并不虚妄。据此,我们才可以说,“瓦屑坝”确实是饶州移民对于故乡的记忆,是移民原籍的符号。其二,来自赣中地区赣江两岸的移民,原籍村庄记忆清楚,也有可能粘连“瓦屑坝”。为了完成这一距离遥远的粘连,他们或者将原籍所在之县归属于饶州,或将先祖假造为鄱阳之流寓。这种粘连,是非主流群体的移民进行氏族依附的一种策略。
[size=13.3333px]元末明初以前的移民是如何记忆家乡原籍的呢?如在宿松,吴姓为宿松最大姓,全县吴姓共21个分支,以从江西迁入宿松时间前后计,最早为文通股,始祖吴文通,宋咸淳年间(1265-1274)由鄱阳仙坛乡迁宿松三塘里。仙坛为鄱阳地名,至今仍存。又如宋代末年迁入太湖的石氏始祖石云一,祖籍江西乐平县菱田村,时间为淳祐十年(1250)。有意思的是,太湖县志办公室的石庆元于2006年6月前往江西乐平探访祖籍,并将太湖宗谱与菱田同名老谱一一比勘,“解开了太湖谱中许多的疑点”[41],族谱记载确实不诬。此外,我们还在《宿松宗姓》(稿)中查到宋元时期迁自江西的若干姓氏,如迁自浮梁郭源村的王氏,迁自鄱阳石田的王氏和迁自鄱阳芝山的许氏。郭源、石田和芝山,皆为至今仍然存在之浮梁与鄱阳两县之重要地名。
[size=13.3333px]大体上说,宋元时代迁自江西饶州诸县之氏族,对于先祖的原籍与村庄,记忆深刻,族谱中记载清晰。他们构成元末明初大移民的先导,也是“瓦屑坝”移民迁入前即已定居的土著。在统计的意义上,这些宋元旧族,一般都是当地的望族或大族,人口众多,文宦荟萃,他们没有必要攀附“瓦屑坝”。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粘连是不存在的。尽管也有个别宋元时代的饶州移民也自称迁自“瓦屑坝”,但都可以理解为丢失原籍的小族的假托。从这个意义上说,“瓦屑坝”的时代性,反映的是“实体”的移民史,而不是与移民有关的“思想史”。
[size=13.3333px]在移民迁入地,也有一些氏族出于种种目的,编造自己的身世,名人之后与江西之籍,便成为他们的首选。民国三年《江氏宗谱》卷一《入籍黄冈原录》称:“鼻祖讳山,系宋名臣,官员外郎,拜右丞相,后殉元兵难,诏赠太师益国公,谥文忠,册名万里,与弟御史万年世居江右饶州府乐平县瓦砾坝,传至祥公,官籍黄冈,遂为冈邑始祖。盖祥祖于元文宁间任钦差湖广操江,管理钞税,后因乡平水,遂入籍黄冈中和里赤土坡,卜居焉。” [42]自称其始迁祖为宋臣江万里之后。而据《宋史·江万里传》,江万里与其弟江万顷死于元兵屠刀,其养子镐亦死于战事。哪里有名“祥公”的后代。《江氏宗谱》不仅将江万里当作自己的先祖,还要将“瓦屑坝”连在一起,因江万里死于鄱阳,所以,这一联系显得并不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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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5 13:25:45 | 显示全部楼层
[size=13.3333px]六、余论
[size=13.3333px]鉴于湖南及江西等地族谱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不仅可与《明太祖实录》或《明太宗实录》中记载的移民史实相对应,而且可与明代初年的典章制度相对应,因此,我们将南方地区的明初移民视为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大移民。“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构。
[size=13.3333px]从制度史的层面上推论,饶州府之“瓦屑坝”移民具备了以下九个要素:(1)从洪武二年开始,中央政府派户部官员赴江西饶州府组织移民;(2)多丁抽一,分家迁徙,移民具有某种强制性;(3)移民编队,以里甲为单位;(4)莲湖岛上的“瓦屑坝”是移民登舟之码头;(5)在“瓦屑坝”集散之移民主要来自饶州府属各县,也有少量来自信州府者;(6)移民携有政府发给之凭证——或为路引,或为户帖;(7)饶州府移民被安排迁入安庆、庐州和黄州三府;(8)移民在迁入地获得当地户籍;(9)移民在迁入地要求按照每里一村的规模建造样式统一的住屋与村落[43],犹如北方移民之屯。
[size=13.3333px]我们在另两篇文章中,强调黄州府之靖氏与安庆府之张氏中的知识精英,对于追寻“瓦屑坝”实体及整合“瓦屑坝”传说中的贡献。其实,由于文化传统以及其他因素,散布在江淮之间的“瓦屑坝”移民,对于祖先记忆的清晰程度,非北方移民后代所能相比。所以,华北地区“大槐树”,较多假托,而不像江淮之间,存在大量的原籍粘连。大量真实原籍的存在,从制度以外的另一侧面,反映了一个真实移民史,而较多假托的“大槐树”,则几乎被人解构为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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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5 13:30:06 | 显示全部楼层
[size=13.3333px]资料来源
[size=13.3333px][1] 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18-30页。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3页。
[size=13.3333px][2] 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64页。
[size=13.3333px][3] 游欢孙、曹树基:《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未刊稿;游欢孙:《精英文本的流传与移民传说的演变:瓦屑坝移民传说的初步解析》,未刊稿。
[size=13.3333px][4]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size=13.3333px][5] 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size=13.3333px][6] 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103页。
[size=13.3333px][7] 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87页、第103页、第110页。
[size=13.3333px][8] 湖南图书馆编著:《湖南氏族源流》,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42页。
[size=13.3333px][9] 湖南图书馆编著:《湖南氏族源流》,第594页。
[size=13.3333px][10] 湖南图书馆编著:《湖南氏族源流》,第710页。
[size=13.3333px][11] 湖南图书馆编著:《湖南氏族源流》,第710-711页。
[size=13.3333px][12]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1-112页。
[size=13.3333px][13]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38页。
[size=13.3333px][14]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167页。
[size=13.3333px][15]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105页。“汽下”似乎是一个地名,但颇怪异。
[size=13.3333px][16]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105页。
[size=13.3333px][17] 湖南图书馆编著:《湖南氏族源流》,第334-335页。
[size=13.3333px][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第一卷《宋元明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size=13.3333px][19] 曹树基:《明清时期湘鄂皖赣浙地区的人口迁移》,第177-178页。
[size=13.3333px][20] 曹树基:《明清时期湘鄂皖赣浙地区的人口迁移》,第179-180页。
[size=13.3333px][21] 太湖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太湖百家姓(第一辑)》,第26页。
[size=13.3333px][22] 太湖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太湖百家姓(第一辑)》,第23页。
[size=13.3333px][23] 转引自张靖华:《九龙攒珠——巢湖北岸移民村落的规划与源流》,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第11页。
[size=13.3333px][24]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size=13.3333px][25] 中华书局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册,卷745,徐铉四:第8663页。
[size=13.3333px][26] 新洲县《董氏宗谱》,转见新洲县志办公室抄录《董氏宗谱》卷一《董氏创修宗谱序》。
[size=13.3333px][27] 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16-17页。
[size=13.3333px][28] 新洲县《周氏宗谱》,转见新洲县志办公室抄录《周氏宗谱》卷一《序》。
[size=13.3333px][29] 新洲县《黄氏宗谱》,转见新洲县志办公室抄录《黄氏宗谱》卷一《序》。
[size=13.3333px][30]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109-110页。
[size=13.3333px][31] 张际春:《红安百家姓氏源考》,香港:中华国际出版社,2010年,第181页。
[size=13.3333px][32] 张际春:《红安百家姓氏源考》,第136页。
[size=13.3333px][33] 新洲县《周氏宗谱》,转见新洲县志办公室抄录《周氏宗谱》卷一《总序》。
[size=13.3333px][34] 新洲县《靖氏宗谱》,转见新洲县志办公室抄录《靖氏宗谱》卷一《族谱乞言引》。
[size=13.3333px][35] 新洲县《萧氏宗谱》,转见新洲县志办公室抄录《萧氏宗谱》卷一《萧氏五分支谱序》。
[size=13.3333px][36] 新洲县《左氏宗谱》,转见新洲县志办公室抄录《左氏宗谱》卷一《清乾隆辛丑原叙》。
[size=13.3333px][37] 新洲县《董氏宗谱》,转见新洲县志办公室抄录《董氏宗谱》卷一《纂修谱序》。
[size=13.3333px][38] 湖南图书馆编著:《湖南氏族源流》,第887页。
[size=13.3333px][39]《麻城族谱序录》。
[size=13.3333px][40] 张际春:《红安百家姓氏源考》,第252页。
[size=13.3333px][41]《太湖百家姓(第一辑)》第235页。
[size=13.3333px][42] 新洲县《江氏宗谱》,转见新洲县志办公室抄录《江氏宗谱》卷一《江氏宗谱序》。
[size=13.3333px][43] 见张靖华:《九龙攒珠——巢湖北岸移民村落的规划与源流》,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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